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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求每一个散文家都要有宏大的气魄，关键在于通过感觉把自己灵魂深层的奥秘调动起来。就是像张爱玲那样的作家，她的思想并不开阔，但是她的散文之所以经得起时间无情的淘洗，就是因为，她的感觉真正具有灵魂的深度。 在张爱玲的艺术世界中，她的感觉、知觉是令人惊叹的。在这个世界中，并非没有诗化的美化的因子，如果用统计方法去仔细考察，她散文中这种性质的片断并不是太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谈音乐》那样本来是最容易引起诗情的题材中，张爱玲的诗化想象与其说是美化的，不如说是灰暗的、阴沉的。 在张爱玲之前，不管什么作家看到白玉兰，有谁不会充满一种美好的感受？但是张爱玲不然： 花园里养着呱呱追人啄人的大白鹅，唯一的树木是高大的白玉兰，开放着极大的花，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遗忘了。大白花一年开到头，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张爱玲之所以是张爱玲，原因之一，就是她最擅长创造这种煞风景的感觉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不但美丽的白玉兰花是肮脏的，而且连交响音乐都是令人害怕的。经她一听，交响乐“紧张”得好像要把观众“打扫肃清铲除消灭”，还严守着格律，把大小喇叭、钢琴、小提琴“一一安排布置”，让她感到好像是“四下里埋伏起来，此起彼应”，是一种“有计划的阴谋”。 张爱玲的感觉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与灵魂的深度交流；在她最艺术的感觉中，总是一有极其轻微的刺激，灵魂的潜在流量瞬间就会漫溢起来。这种感觉在最为深刻意义上，是心灵的深度的穴位。因而她的感觉，是真正的艺术感觉。她说，音乐使她悲哀，她最怕的是小提琴，而颜色和气味则使她快乐。这是因为声音是要离开人的，而颜色和气味则是相反。最令人惊异的是她对于气味的感觉：她最喜欢“轻微的霉气”、汽油的气味、烧糊了的牛奶的气味，火腿肠肉变了味的那种“油哈气”。 人们常说，眼睛是灵魂的窗子，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其实，在张爱玲那里，感觉才是她灵魂的窗子。敏感的读者可以从她的古怪的感觉自然地联想起她这个人的内心与之相对应的阴沉。 她不像比她晚出的一些前卫作家那样，对于假丑恶也采取完全漠然的态度；她不过是一个对人性恶怀着过分敏感的女性作家，连她自己心灵的丑也并不排除在外；自我暴露和批判，在她的散文中比比皆是。 她直言不讳地宣称自己即使在战争环境中，也“只顾忙着一瞥即逝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她非常直率地表述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生活是一袭华丽的旗袍，长满了蚤子。” 不管在传统的读者看来，她感觉所牵动的情绪和想象是如何奇特，是如何不健康、灰暗，如何恶毒，作为一个现实的人，是如何叫人感到毛骨悚然，然而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们却不能否认她的感觉是如此深刻，她似乎有一种天赋：轻而易举地表现出那潜藏很深的阴暗的、发霉的心理。 正是在这样的感觉过程中，读者看到了一个光辉的艺术家和一个阴暗、没落、自私的弃妇之间心理上的张力。 对于散文家来说，最可贵的是这种生活的深度和文化的厚度。 第四讲 智性散文 当代散文滥情、煽情成为一种流弊。 把抒情笼统地鄙弃为滥情或者煽情，显然是一种狭隘的误解。 这主要是因为对于抒情潮流缺乏清醒的分析。在流行的抒情散文中，感情主要表现为激情、热情，好像除此之外，情感就没有别的状态了。其实，感情是非常复杂的，既可能是强烈的激情、热情（火一样的爱和憎），也可以是温情，这些都是比较鲜明的、有相当强度的感情；还有不太鲜明、不太强烈的闲情，甚至还有一种潜在状态的、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感情，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冷酷或者冷峻，甚至是无情，也是一种情感状态，而且还是一种深度的表现。 感情当然是审美的核心，但是只是核心而已，它不但和感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和智性有着深刻的联系；智性往往深深地隐藏在情感的深层。 余秋雨之所以在九十年代崛起，就是因为他在自然景观面前，将激情的抒发和智性的文化沉思结合了起来。他以自然景观为意象，使激情和智性相互渗透，把自然景观的赞叹和文化景观的阐释统一起来。 余秋雨的感觉的穴位主要不在自然景观，而在人文景观。他对于自然景观的感觉是比较空疏的。即使不得不面对自然景观，难以回避作正面的描绘，他也习惯于以文化景观、人文的历史价值来诠释它。 当他面临着三峡，他并没有像郦道元、刘白羽那样美化、诗化其奇丽的感觉。他从白帝城出发，并不刻意对自然景观作准确的描绘，他把情感集中在文化景观的思考上，他起到了李白，又听到了川剧《白帝》托孤悲怆、凄凉的曲调，仅仅凭着两种文化景观，他就自信地对三峡的自然景观做出这样的诠释： 沈从文《湘行散记》 《湘西》，写湘西的风土人情，表现下层人民实际生活状况。《常德的船》《辰溪的煤》 张爱玲的《流言》，《公寓生活记趣》写城市生活种种凡庸琐事，《更衣记》写清代以来服饰时尚的流变，都着意写有特征的细节，语气略带调侃，不时融入作者的体验与感觉。 当代散文创作 1949～1966，散文呈现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