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学论文关于翻译论文-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话语权+[精品论文].docVIP

翻译学论文关于翻译论文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话语权一、引言 　　在整个翻译史上大致交织着三种翻译倾向:一是以作者为中心的翻译观,二是以读者为中心的翻译观,三是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中心论。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对于不同的文本,人们会倾向于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对此,在17至19世纪,巴特曾经提出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地再现原文;纽曼也曾经说过(翻译的)评判标准在于读者而非专家[1],这些都是以作者和读者为中心的翻译理论。在后殖民时代,翻译研究的中心从文本研究转移到了分析制约文本的外部条件上,译者的作用得到了凸显,在后殖民翻译过程中,译者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 　　话语权主要指一种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能力。后殖民主义理论对殖民霸权的揭示主要是通过话语权力分析的方式来实现的。这种话语权力分析的方法来自福柯。福柯理论的核心概念是知识与权力。福柯认为,知识与权力是紧密地绞结在一起的。殖民霸权表现为殖民文本的话语霸权,而话语霸权又巩固和助长了殖民者的物质霸权。道格拉斯·罗宾逊(Douglas Robinson)在他的《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解读》中,探讨了翻译和帝国的关系——翻译一直是帝国主义征服占领殖民地的必要环节[2],因此,来自宗主国的译者是征服者,另一方面,殖民时期的被殖民地译者则成为引进强势语言和文化的调解者,他们往往毫不犹豫地接受强势文化中的各种元素,缺乏独立性:他们是强势者的共谋,是强势者在第三世界的帮凶。在后殖民时代,许多后殖民理论家兼译者,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象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尼南贾纳等,他们都意识到了权力与话语的关系问题,对后殖民现状有着深刻的认识,他们努力寻求该问题的出路并试图提出各种解决的方法。虽然他们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对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操控这一点上都有一致的认识。因此,译者的话语权在后殖民语境下显得格外重要。 　　二、后殖民语境下的话语权 　　后殖民语境下的话语权既是对殖民话语权和西方霸权文化的揭示与反抗,同时也是第三世界弱势文化努力争取自身话语权的过程。对殖民话语权的揭示首先体现在萨义德(Said)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其话语权是西方殖民者对东方殖民地的大举挺进,揭示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存在,殖民者用他们的价值观念、思想体制,控制东方。而东方,是西方君临下的他者,在殖民者关注东方的时候,实际上,所关注的又并非东方,而是殖民者本身。[3] 　　其次,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C.Spivak)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分析,并更多地探讨了殖民与翻译的问题。斯皮瓦克所研究的话语权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殖民者依然表现出强有力的话语控制能力,这使属民处于静默之中;而另一方面,静默中的属下并非坐以待毙,他们希望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而在西方控制话语的情况下,能够被听见的唯一方式即是跻身于西方价值体系。所以,属民为了争取话语权,盲目地追从西方,以放弃自己原有的本土文化为代价,求得西方价值体系的认同。遗憾的是,追随是落后的延续,虽然,对西方价值的引入,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被殖民者的现状,但与此同时,也使他们从属的地位更加牢固,并且,也会使他们越来越无法摆脱对西方的盲从,及对自我的殖民。 　　再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更关注被殖民者的话语权。霍米·巴巴为后殖民研究打开了新的视野——被殖民者对殖民者的话语霸权的回应,并得出结论,在殖民关系中双方伙伴方面心理上的矛盾开创了未预料到也未得到承认的方法,以这些方式当地的属民能够通过被称为精神游击战的过程阻遏殖民权力的运作。他为属民还原了主体性,认为他们不是在东方主义话语权之下的静默者。[4] 　　三、后殖民语境下的译者话语权 　　(一)译者的话语权凸显 　　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在其论文集《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中彻底的摈弃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以及语境、历史和传统作用下的更大的一些问题,这就是翻译中文化转向的开端。译者在翻译研究中的地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凸显出来的。接着,勒菲弗尔在《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详细阐释了一些具体的因素系统地支配着对文学文本的接受或拒绝。那些重写文学、操纵大众消费的人正是处于各种权利机构的人,包括评论家、赞助者、译者等,因为他们既决定所译文本的诗学,又决定所译文本的意识形态。由于对翻译的本质上的认识发生了改变,译者的作用不仅发生了改变,即从简单的双语转换者变成了对原文本的操纵者、改写者,其地位也从隐形而至凸显。 　　在后殖民时期,译者的作用变得更加突出。道格拉斯·罗宾逊在《翻译与帝国:后殖民理论阐释》全球化使得一直被压抑在文化边缘地带的旧殖民地国家的文化身份变得日益模糊起来,那里的知识分子迫切需要寻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