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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与保守在“哲学门”相遇 沈卫威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X 关注成功！ 加关注后您将方便地在 我的关注中得到本文献的被引频次变化的通知！ 新浪微博 腾讯微博 人人网 开心网 豆瓣网 网易微博 摘????要： 激进与保守之“结”, 既是中国学术之“结”, 也是中国人的思想之“结”。二者如影随行, 相互依存。为创造新文化打下哲学基础的王国维, 在想做诗人、哲人的歧路上, 遇到坚守本土文化的罗振玉, 转向传统的“朴学”研究, 最终以诗词了情, 哲思绝命。胡适的哲学史课, 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傅斯年、顾颉刚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过来。随后, 傅斯年上书蔡元培要求将哲学归入理科, 并“教条”地将文学、哲学排斥在中央研究院这个最高科学研究机构之外。激进的学术领袖胡适, 听王国维谈论戴震之后, 开始关注清代学术, 以至于最后二十年放弃哲学史、文学史写作, 转向纯粹的考据学。 现代大学教育的兴起, 是中国迈向现代化过程中阻力最小的一场社会变革, 同时也是与民族、国家及个人关系最为密切的大事。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态, 首先是被西化的现代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所笼罩, 其次才是本土化调适。门户开放、中西文化交流、知识的革新, 使得学人由身处“天朝”、“家国”的“中国观”, 逐步产生世界意识。世界意识形成后, 随之而来的是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这类价值观和重个体、个性的人生观的出现。在新的学术体制下, 精细的学科分类, 人为地将学术割裂成不同的专业, 教授只能是某个学科的专家, 而非学术通人。 我提出“激进”与“保守”是现代大学的两大“学统”, 试图在民国现代大学学术思想史的层面进行一些探究。激进与保守只是一个相对的说辞, 其内在的纠缠和紧张往往不易理清, 或本身就是一个很难解开的结。所谓保守, 就是坚守固有。坚守本土文化立场, 自然会把吸纳外来文化的激进行为视作他者。激进、保守同时与哲学这一学科发生关联, 这实际上是将话题互为镜像化。正如神会和尚所言:“是以无念不可说。今言语者, 为对问故。若不对问, 终无言说。譬如明镜, 若不对像, 镜中终不现像。” 1912年, 北京大学文科设立哲学门, 即今天的哲学系。本文所谓“哲学门”, 一取原本真实的情景称谓, 二取隐喻的情景, 即以哲学为话语的个体在场。行文策略为情景叙事, 而不是分析推理。 一、迷恋哲学、文学的王国维遇上了罗振玉 一个学科的设立, 对知识界、思想界的影响通常是巨大的。1903年 (农历癸卯) 7月, 清政府命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以日本学制为参照, 拟定学堂章程, 并于1904年1月13日公布。这份《奏定学堂章程》 (“癸卯学制”) 在经学、文学二科中, 缺哲学一科。对此, 王国维在自己主编的《教育世界》1906年第2、3期 (总第118、119期) 连载《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认为此章程“但袭日本大学之旧, 不知中国现在之情形有当否”, 并明确指出“其根本之误何在?曰在缺哲学一科而已”。他特别强调:“人于生活之欲外, 有知识焉, 有感情焉。感情之最高之满足, 必求之文学、美术;知识之最高之满足, 必求诸哲学。”所以, 他大声疾呼:“今日之时代, 已入研究自由之时代, 而非教权专制之时代。苟儒家之说而有价值也, 则因研究诸子之学而益明……若夫西洋哲学之于中国哲学, 其关系亦与诸子哲学之于儒教哲学等。今即不论西洋哲学自己之价值, 而欲完全知此土之哲学, 势不可不研究彼土之哲学。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 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 而不在一孔之陋儒, 固可决也。”而此时正是王国维沉迷文学、哲学, 写作《人间词》、《红楼梦评论》, 并出版《静安文集》 (1905年) 的年代。王国维此时对文学、哲学十分投入, 吸纳康德、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思想, 张扬个性解放和自我解脱, 发表批评程、朱理学的系列文章, 特别是借用叔本华、尼采“贱仁义、薄谦逊、非节制, 欲创新文化以代旧文化”的一些言论, 被罗振玉视为“想干思想革命”。他在《叔本华与尼采》一文中曾明确指出二者的异同:“叔本华说涅槃, 尼采则说转灭;一则欲一灭而不复生, 一则以灭为生超人之手段, 其说之所归虽不同, 然其欲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则一也。”此时推崇唯意志论的王国维, 认为叔本华、尼采“知力之伟大相似, 意志之强烈相似。以极强烈之意志, 而辅以极伟大之知力, 其高掌远蹠于精神界, 固秦皇、汉武之所北面, 而成吉思汗、拿破仑之所望而却走者也”。其用心就是想一新中国思想界, 为创造新文化打下哲学基础。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使王国维走在中国学术思想激进的潮头, 但他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感情”与“知力”的内在矛盾。如1907年7月《〈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所言: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