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docVIP

阮籍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阮籍与司马氏政权的关系，学界一向有不同看法，最近读到顾农先生大文《阮籍是支持司马氏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9日），认为司马氏铲除曹爽集团、专擅朝权后，“阮籍一改其过去不肯出仕的消极态度，迅即出任司马懿的从事中郎……从此阮籍与司马氏集团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后来他又为司马昭加九锡写了劝进文。阮籍对司马昭的支持是一贯的”。这一看法当然是值得重视的，但设身处地体会一下阮籍的险境和苦心，我又很难同意作者的论断。 　　阮籍少有大志，常傲然有不可一世之概。《晋书》本传载：“尝登广武，观楚、汉争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阮籍的《豪杰诗》虽已不传，但《咏怀》其二十一“云间有玄鹤，抗志扬哀声。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相信是早年的作品，意气飞扬，殊不像后来“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的嚅嗫畏缩。这种心态的变迁，是与他年齿渐长而经历的黑暗世道相关的。 　　黄初元年（220），曹丕诛丁仪、丁廙兄弟；正始十年（249，即嘉平元年），司马懿除曹爽、曹羲、曹训，何晏、丁谧、邓飏、李胜、毕轨、张当、桓范等一批名士株连，并夷三族；嘉平三年（251），王凌图谋废立失败，王广、劳精、单固、杨康被杀；嘉平五年（253），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李翼、李韬、张缉、乐敦、刘贤、许允等名士；甘露五年（260），司马昭废齐王芳，弑高贵乡公；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杀嵇康、吕安。四十余年间接连发生的这一连串血腥杀戮，一次又一次地重演着可怕的梦魇，让士大夫群体不能不对政治的变幻无常感到莫名的恐惧。 　　《世说新语》所载的许多故事，若细加玩味都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生存环境。比如《言语》篇的这个故事： 　　司马景王东征，取上党李喜，以为从事中郎。因问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来？”喜对曰：“先公以礼见待，故得以礼进退；明公以法见绳，喜畏法而至耳。” 　　这就是常言说的易却伪君子、难对真小人的意思。刀架到脖子上，还有什么逶迤周旋的余地？所以阮籍只有以酣醉来逃避那些他不愿面对的人、不愿面对的事。 　　《晋书》本传载：“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曾一醉六十日，以拒绝司马昭为子求婚。然而即便是在醉中，他也是半睁着眼的。因为他清楚，真正要命的事，是酣醉也躲不过的。《咏怀》其二十写道：“杨朱泣路歧，墨子悲染丝。揖让长离别，飘飖难与期。岂徒燕婉求，存亡诚有之。萧索人所悲，祸衅不可辞。赵女媚中山，谦柔愈见欺。嗟嗟涂上士，何用自保持！”此诗历来注家均不得确解，到周勋初《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一文始发其覆，认为是摅写阮籍预感司马氏将重演“禅让”而自己无计逃脱劝进干系的忧怀： 　　权臣的谋取政权，完成“禅让”的典礼，事先总要经过一道封王、加九锡的手续，表示他功烈辉煌，可以继承前朝基业而无愧。魏元帝曹奂景元四年，司马昭进位相国，封晋公，加九锡，完成了“禅让”前的准备。而这篇劝说司马昭接受殊礼的大作，却是出于阮籍的手笔。这也就是保存在《文选》中的《为郑冲劝晋王笺》一文。“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们父子三人的阴险毒辣，又远远地超过了曹氏父子。阮籍对于这一些政治活动的用意，自然洞若观火。他是多么不愿意干这违心的勾当！但由于他文名太大，而谄媚逢迎如郑冲之流却偏要借重他的文章来劝进，阮籍虽想托醉推辞，无奈那些人偏不肯放过，还要派人前来催逼，阮籍深知此中利害，也就不再采取消极抵制的办法，一气呵成草成此文呈上。就在这一年阮籍也就去世了，因而未能看到后年演出的“禅让”大典，但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顾农先生将阮籍写劝进文作为支持司马氏的佐证，我认为是缺乏说服力的，更是从“史无前例”中过来的我们很难认同的。《世说新语·文学》记载阮籍写劝进笺的过程是极富戏剧性的：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 　　知道了阮籍的心境，这则记载就可以当做他深谋远虑的机智故事来读：魏赐九锡是迟早的事，而以阮籍的地位和文才，劝进文的手笔又非他莫属，他自然冀望以大醉躲过，但又清楚多半是躲不过的，因此作了最坏的准备，以至郑冲使至时能扶醉写出宿构的“神笔”，无所点定。 　　这么解说故事难免有些煞风景，抹杀了阮籍的才华和生平行事的奇特性。但参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却绝对是顺理成章的。看看《晋书》顾荣、山简、阮裕诸传，一时名士无不借酣醉来逃避政治的凶险。宋代叶梦得早已看透了这一层： 　　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