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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一个成功的人，他更要具备团结人的能力 　　记者：这些年来，您一直在强调团结合作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不缺少有才华的年轻人，但缺少团结合作的精神。您提出疑问：中国人难道只能由外国老板指挥？中国人难道不能指挥中国人？　 　　王选：这是我十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大一样了。十年前，美国华人中曾用“下围棋”形容日本人的做事方式，用“打桥牌”形容美国人的风格，用“打麻将”来形容一些中国人的作派。“下围棋”是从全局出发，为了整体的利益和最终的胜利可以牺牲局部棋子。日本的公司或个人在对外时常常表现出团结一致的劲头，甚至他们去海外旅游也要找日本人开的旅馆去住，尽管有时更贵、交通更不便。“打桥牌”的风格则是与对方紧密合作，针对另外两家组成的联盟，进行激烈竞争。“打麻将”则是孤军作???，看住上家，防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这种作派显然是不好的，尤其是自己出不了成绩，也不让别人出成绩，更是严重影响发展。 　　拿计算机软件设计这个行当来说，绝大多数好的软件都是集体创作的成果，作出创造性贡献的最主要的研制者也常常不只是一个，单枪匹马很难有大作为。近20年来，我接触过很多年轻人，学术或技术方面才华出众者并不少见，但全面能力或其他素质方面的一些弱点却或多或少地限制了他们的发展。戈尔曼等一些著名心理学家指出，有必要重新审视传统的智商概念，因为决定一个人将来是否能有所成就的诸多因素中，智力充其量只占20%，而其余80%的因素中，宽厚、自信、坚毅等作用不可低估。心理学家们把后者称为“情绪商”。他们举了一些例子，比如，他们认为：美国贝尔实验室取得很多举世瞩目的成就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该实验室科学家们的智商高，而是这些一流学者之间的友好、愉快和有效的合作，换句话说，他们的“情绪商”超过常人。我们应该提倡团队精神，因为，在今天的科技发展中，善于合作的科学家取得大成就的机会更大。 　　记者：在谈到团队精神时，心理学家荣格列出这样一个公式：I + We = Fully I，这与您提出的“善于看到他人之长是团队精神的基础”有些类似的地方。 　　王选：是啊。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给你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我的一位学生。大家公认他能力出众，干活麻利而可靠，但“情绪商”差，任性自傲，与合作者常搞不好关系。后来他到了一家公司主持开发软件，当他发现下级编的程序有错误并指出后，下级改正了他指出的错，却又故意制造了另一个错。为什么？因为他与同事关系不好的缘故。该软件后来很快就在市场上消失了。 　　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位大学同班同学，成绩一般，智商并不突出，但“情绪商”很好，他大度、坦诚、待人友爱。大一时，我睡在他上铺，半夜解手儿时我常常迷迷糊糊地踩在他的头上，他总是一笑了之。在核武器领域，他奋斗了40余年，年过花甲之时，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讲到团队精神，我最敬重的一个人是“两弹元勋”邓稼先。杨振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我和邓稼先并不认识，但我很佩服他。他的伟大在于：他不仅自己才华横溢，而且能够让手下比他更出众的人充分施展才华。 为年轻人成为这个时代的“知识英雄”创造条件 　　记者：1993年，您退出了科研第一线，这一年您56岁。按照通常的观念，这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什么，您却决定了退出？ 　　王选：1993年2月，我离开了真正设计工作的第一线，到今年已经整整十年了。虽然离开了第一线，但却一直没有脱离科研工作。让我作出这种选择的是1993年春节里发生的一件事情。那年春节，像往年的春节一样，我在家里闭门搞设计。两个星期后设计完成。恰巧我的学生刘志红过完春节回来。他看了以后对我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学生的一句话，意味着我两个星期的研究成果成了笨拙设计。他的提醒，还让我想起两年前的另一件事儿，也是刘志红。1991年初，方正91设计即将上市，我忽然发现自己设计的芯片在处理图形时有漏洞。一时又想不出解决办法，便把这一问题告诉了RIP组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并没有指望他们能想出对策，因为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一芯片的设计工作。不料几天后，刘志红想出了一个妙招，回避了这一失误。 　　这两件事促使我认真地反省自己。拿我自己来说，我的两次创造高峰是1964年从事软硬件研究（那一年我27岁）和1975年研制激光照排项目（那一年我38岁），那时的我是无名小卒。在工作中我常常会受到一些表面上比我更“权威”，但实际上对技术细节了解甚少的人的干扰。而我自己，这些年，也似乎成了计算机某个领域里的所谓“权威”。但我心里清楚：我看的技术资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