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_以北京_上海_广东三地为例.docxVIP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性别差异研究——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例胡雯，李建新（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摘 要】文章使用 2008 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并采用 Mincer 工资方程的变形模型，对北京、上 海、广东三地的性别工资差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一方面，三地居民的收入存在不同程度的性别差异； 另一方面，三地虽然同为中国经济改革程度较高的地区，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因素并不相同。因此，在 分析性别收入差异时，经济发达地区不能作为一个同质体，它们的性别工资差异状况也不应该被一概而论。【关键词】性别收入差距；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政治资本【中图分类号】 C924.24【文献标识码】 Adoi：10.3969/j.issn.1004-129X.2014.01.009【文章编号】1004-129X（2014）01-0089-08【收稿日期】2013-05-20【作者简介】胡 雯（1982-），女，天津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李建新（1962-），男，新疆伊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就备受全球瞩目，在此过程中女性的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以及劳动 收入都有了很大提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劳动市场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得曾经几 乎被忽视的性别收入差异问题不断显现出来。以往研究证明在经济发达程度不同的东中西部地区， 性别收入差异有着明显的不同。然而是否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性别收入差异状况都是相同的？其 同质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又在哪些方面存在着异质性？这又与各地区的经济改革和城市发展背景 存在什么关系？本文将基于三地调查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尝试性回答。一、引言研究者们对性别收入差异的分析大致是从两个方面来探讨的，即劳动力市场因素和非劳动力市 场因素。前者通常被认为是可以对性别收入差异进行解释的变量；而后者是性别收入差异中不可解 释的部分。在劳动力市场因素中，人力资本存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人力资本理论关注的基点是劳动力素 质等问题，把教育和培训看成个人投资方式。［1］然而传统家庭分工的结果使得在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决策时，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激励是不同的，因此是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导致了收入差异。二元劳 动力市场理论和拥挤假说也为性别收入差异提供了理论支持。［2］在对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中，二元POPULATION JOURNALpage89劳动力市场被解释为高级和次级两个劳动力市场。女性劳动者的工作不稳定、不连续，她们进出劳 动力市场的频率非常高，因此女性劳动者较多滞留在次级市场上。次级市场的特点表现为雇主对女 性的系统性歧视以及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被动选择性。拥挤假说认为，女性收入低于男性的原 因，在于她们的就业被限制在狭窄的职业领域，供给大于需求，因此她们只能获得较低的工资。而这 种较低的工资又使她们对于企业来说有更强的吸引力，所以就产生了职业隔离。［3-4］在非劳动力市场因素中，性别收入差异的主要原因可归于社会文化因素、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 及统计性歧视，即来自各方面的性别歧视。非劳动力市场因素和其他未被考虑的因素是性别收入差 异中不可解释的部分。在有关性别收入差异的实证研究中，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市场化与性别不平等之间的关系。［5］目 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化会增加性别歧视，因为女性在再分配体制中得到的保护逐 渐消失。［6-8］持此观点的学者是将性别收入差异归于职业性别隔离和收入分配中的性别歧视；另一种 观点刚好相反，认为市场化会减少性别歧视，因为市场带来竞争机制，性别等先赋因素的作用在减 弱，即认为性别收入差异来源于人力资本存量的不同。［9-10］教育不仅作为人力资本存量因素对性别收入差异起着重要作用，在有些研究中，教育回报率也 表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本文曾试图将教育与性别的交互作用纳入模型，但结果并不显著。这与我 们所使用的数据有关，谢宇使用 1988 年 CHIP 数据的研究表明“性别与收入之间有交互作用最主要 的原因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妇女得到的报酬比具有同样教育程度的男性得到的报酬要少。”［11］在本文 中，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在 10 年以上，因此教育回报率的性别差异并没有显著地 呈现。除了以上因素之外，党员身份也在收入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政治因素曾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同时 也是重要的影响收入的因素，本研究将其纳入研究模型意在考察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其影响是否 发生了变化。通过对以上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梳理，可以看出对性别收入差异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为： 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结构和政治资本。不同学者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加入相关变 量。本文的侧重点在于澄清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地区作用强度和方式的差异，因此只保留最重要的 三组变量而去除了其他变量。本文试图从人力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