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儒家、道家古代管理思想.pptVIP

第六章 儒家、道家古代管理思想 ■ 儒家古代管理思想 ● 儒家代表人物 孔子（前551—前479），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孟子（约前379—前289），儒家学派主要代表。 荀子（约前315—前217），儒家学派主要代表。 孔子改造“六艺”为“六经”，创立了儒家学说，自创立之始，该学派绵延不断，伴随中华民族的兴衰荣辱走过了漫长的二千多年。儒家学说对于中国人，犹如基督教文明对于西方人一样，实际上已经转化成民族文化的烙印，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儒家学说中包含着完整的古代管理思想体系，有着极其独特的内在逻辑结构。  “合法性”依据，乃指古代管理所赖以存在的、反映治国主体意志并适应其政治需要的国家主体意识，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地发展为多数人所共有的一种信念。 “合法性”依据随着漫长的国家前社会和早期国家的发展而逐步形成，具体分三个阶段： （1）国家前社会个人性质权力的存在和夏王朝早期国家的产生，导致“个人集权”的合法性。 （2）启开始的“世袭制”的沿袭，商灭夏、周灭商和国家制度的设计、国家集体意识的出现，塑造了中国社会的“王朝正统观”。 （3）中国走向早期文明的独特途径和宗法制度的出现，造就了“天下共主华夏统一”观念。  在使用“合法性依据”这种强制性力量规范协调人们行为的同时，中国古代管理还强调依赖于管理所具有的“合理性”因素来求得人们内心的认同而获得管理的内在约束能力。 中国早期国家产生前后，氏族主要依靠武力开疆拓土、聚敛财富来建立和巩固本氏族王国，从而使得家族地位凸现，氏族祖先被美化、被神化，为“天命论”奠定了基础。 朝代更迭促使西周诸王看到了人民的力量，发现“民心”比“天命”更重要，欲得民心就须“敬业”，且以德来配天命。这样，作为对“天命论”改造的“敬德保命”思想便应运而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已经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人文意识，加之中国哲学是以人生论为特重等现象，在先秦儒家治国之道中概括地反映为“以人治人”思想，将其延展便得到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思想出发点。 首先，儒家提出“民为立国之本”的民本思想。孟子更提出“民贵君轻”的结论，荀子更认为治理国家就是治理百姓。 其次，儒家又提出，得国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 最后，儒家提出“以人道治人”的重要观点。  构成要素之一——人的基本规定性。 仁者爱人、爱人为仁。 构成要素之二——伦理道德。 一方面，它要求人们随时以仁的要求，即爱人来约束、规范个人的思想与行为，久而久之即可内化为个人的内在道德。另一方面，仁代表一种道德境界，得到人们的仰慕和赞誉，并成为人们行为的楷模。 构成要素之三——人格理想（圣人）与社会理想（小康社会，大同世界）。 构成要素之四——行为准则（克己复礼，执中求和）。  治国之道之“三纲”：明明德（根本原则）、亲民（根本任务）、止于至善（根本目的）。 治国之道之“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德治教化：发扬美好光明的德性，并用以教育感化人们，使之亦能去其旧染之污，以达至善至美。 修身治国：修养个人道德，提高个人道德品性，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 孔子修身学说和治国学说的人性假设依据： 孟子的“性善论”为孔子“为仁由己”提供了人性根据。 荀子的“性恶论”则为个人修身时必须“约之以礼提供了人性依据。    社会组织化方式（1）：内仁外礼 即通过出自人们内心“仁”的道德修养和来自外部社会“礼”的强制来规范、协调人们行为，以达成社会的有序、统一和稳定。  社会组织化方式（2）：执中求和 即中庸之道。在道德修养方面，不偏不倚。无过与不及之“中”是天下之本，人之本性。在国家治理方面，抓住问题的终始本末，上下精细无所不尽，在众论不同之极的两端之间，用法、理量度以取其“中”而用。 ■ 道家古代管理思想● 道家代表人物 老子乃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的老聃，出自老聃的《老子》经后人改造，留传至今得到《老子》，它集中体现了道家古代管理思想。 道家思想的主旨：从研究古今成败、存亡、祸福出发，抓住关键，掌握根本，以清静无为把握自己，用谦卑、柔弱指导言行。 儒家古代管理思想具有政治伦理型特征，而道家古代管理思想则表现出强烈的政治谋略型特征。 首先，老子具有君主治理国家、天下之视角。 其次，老子所涉及的问题和讨论的切入处具有浓厚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