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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价值观与市场 ——对19世纪美国的人寿保险与死亡的案例分析Human Values and Marke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4(1978):591-610 一、导言在迪尔凯姆和齐美尔看来， 现代社会的伦理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人的神圣化。齐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探索过从宽容对人的生命的货币评价的信念体系向关于人的绝对价值的犹太教-基督教观念的转变。后者是一种将生命致于金钱价值之上的观念。奴隶、买卖婚姻和卖血钱反映了早期功利主义的考量标准。原始社会曾接受过人是可以加以纯粹量化的观念，在那个社会里，只有神属于圣洁的天国，而人呆在亵渎的世界。个人主义的诞生是这个转型中的决定因素。货币具有追求无差异化和量化的趋势，人类有日益分化的趋势，二者的巧合使货币越来越不足以衡量个人的价值。齐美尔认为，货币等价物变成了货币亵渎物（profaner）。生命的独特和尊严消失了。我们对于给死亡、生命、人体器官、仪式化的物件（items）、神圣的行为确立对应的货币量的这个问题缺乏研究。许多社会科学家忽视了市场与人类价值观的互动的复杂性。市场交换符合效率和平等的价值观念，但是市场与抵制市场所带来的非情感的、理性的、经济的影响的人类价值观存在冲突。梯特姆斯（Titmuss 1971）反对市场法则的泛化，认为唯有互惠的或礼物形式的交换适宜于某些物品和活动：血液流通、输血、器官移植、尸体、看护、参与医疗实验。马克思在《经济学的哲学的手稿》批评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商品化，卖淫、贩卖人口就是其中的极端。同样，布劳也指出，卖淫破坏了核心价值观，对爱、精神祈祷、救赎（salvation）的定价都导致不健康的副产品。帕森斯，Fox和Lidz注意到人体器官移植中存在宗教因素，人们拒绝出卖尸体是因为有伦理的、宗教的 和情感的考虑。本文探讨在给神圣事物（sacred things）确立对应货币量中的理论问题。基本假设是抵制社会秩序中的那些与人的生命、死亡和情感有关的东西进入市场交换给他们的市场化（marketing）带来了结构性的紧张和矛盾。具体考察了19世纪美国人寿保险的扩张、传播。人寿保险是19世纪早期对死亡管理的理性化和正式化运动中的一部分。对寡妇和遗孤援助因此从非正式的体制迈向专业化的管理。死者的看护和处理、葬礼也由是家人和邻里的事变成了一种生意。有经济回报的职业出现了。人寿保险机构关注死亡，视死亡为一曲经济性事件(episode)。不过，它把死亡至于市场之中冒犯了人的生命是神圣和不可比的价值信念体系，挑战了市场和非市场的区分、神圣和亵渎的区分。迪尔凯姆说，人们不想按照可计算的、功利的方式来对待神圣的东西。扎李泽主张，19世纪早期人寿保险遭遇重重阻力，这是谴责对死亡进行物质评估的价值观体系的结果，也是神秘的信念和迷信的力量的结果。这些神秘的信念和迷信带着对报应灵验的恐惧抵制一切关于死亡的商业法案。19世纪后期，死亡的价值的经济界定最终被接受，人寿保险企业被合法化。然而，本研究表明，死亡的金钱评估并未带来死亡的去神圣化；金钱不是在亵渎生命和死亡，而是和它们在一起，变得仪式化了。保险公司呈现了与其功利功能极其不同的象征性的价值观。这种象征性的价值观以一种新形式的仪式(ritual)而出现，死者的亲戚借此去面对死亡和对死者的处理。本研究以历史的文献资料为基础，涉及广泛的多样的资料。二、简要背景美国的第一批人寿保险组织形成于18世纪末，目的是要减缓寡妇和孤儿的经济困扰。不久，世俗的社区加入进来。19世纪早期，几家公司乐观地开展寿险业务；他们在多个州得到特许，组织新的公司。人寿保险似乎是解决寡妇和孤儿的经济贫困的万全之策。然而公众反映淡漠。这些公司被迫集体退出，或者转向别的业务。相对而言，别的险种保险业务如储蓄银行、信托公司、火险及海事险公司纷纷取得成功。这证明19世纪之初的人们具有充足的可支配的收入。此外，流行病和高存活率不影响公司的稳定；精算知识足以计算出准确的费率。合理寿险政策提供给了美国人，他们可以负担得起寿险保费。然而，他们不想要人寿保险。1840年代后，形式逆转。寿险业在1870年代稳固地建立起来。新公司提供的产品依然如故，寿险政策的费率和条件均没有明显的改进。该行业的繁荣和先前的失败一样让保险史学家困惑不矣。许多分析人士将人们接受寿险归结为：1，经济增长所处的阶段（1840年代-60年代是经济的扩张阶段）。2，世纪中期的城市化的加速。3，积极的市场营销技术： 销售代理，人盯人地拉保（person-to person solicitation）。这些解释忽视了非经济因素在人寿保险被接纳、繁荣中的地位。别的变量如顾客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也应该纳入解释框架中。首先，现代自由的宗教观与保守的基要主义宗教观（fund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