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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转变,引发创新——浙江长兴县实施教育券制度 观念转变，引发创新——浙江长兴县实施教育券制度 （一）案例内容 摘要：2001年长兴县在引进美国教育券制度的同时加以创新，提出借助教育券发展民办教育的构想。2001年9月长兴开始发行首批教育券。中国的教育券实践就此拉开序幕，长兴也因教育券而在国内声名鹊起。这一教育投资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不完全在于长兴教育局部分领导人“拿来主义”的做法，真正促使这次创新成功的要素应该是当地领导人别样的“公平观”与对“福利”的独特看法。这也说明观念的转变是引发创新的源泉之一。 长兴教育券诞生记 浙江省长兴县位于长江三角洲杭嘉湖平原，处于太湖西南岸。全县面积1430平方公里，辖10镇6乡，人口62万。改革开放以来，长兴县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先后跻身于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全国经济百强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行列。当时这个盛产白果、吊瓜子的县在经济发达的湖州市三区三县中名气并不算大，然而?年前的—场教育改革风暴却使长兴在全国声名大振。事情的起因还得从长兴打造教育强县说起。 1998年，浙江省推出了旨在促进地方教育发展的“争创教育强县”计划。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是该县的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与职业高中招生人数的比例是否达到了1：1，此外，义务教育的入学率、巩固率也是评估的硬指标。但是长兴教育形势中的不利因素是，教育资源总体不足，民办教育发展困难，职高入学率与普高入学率的比例为0．73：1。 2000年11月，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等人带着“怎样吸引民间投资办学”的问题赴美考察。当长兴考察团到达美国加州罗斯密学区时，正值美国大选前夕，全州正在对“是否实行教育券”进行全民公决。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指的是政府把教育经费折算成一定数额的可以用作抵充学杂费的有价证券，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学券制”转化来的。1955年，弗里德曼建议通过“学券制”把竞争机制引入公立学校体系，以实现优胜劣汰，促进公立学校办学质量的提高。此后，美国部分州虽然进行了教育券的尝试，但是由于教师协会的抵制，教育券的实践并不顺利。在罗斯密学区考察期间，当时负责接待熊全龙等人的学区领导人——一位日裔女博士向他们大讲“公立学校能不能得到经费，将取决于学生家长是否愿意把教育券交给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时的熊全龙说，“听过介绍，我眼睛一亮，‘教育券’说不定可以派上用场”。 回国后，熊全龙等人提出借助教育券发展民办教育的构想，同时结合创造浙江省“教育强县”的目标，制定了教育券的实施方案，并于2001年9月开始发行首批教育券。就读于民办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新生和职业类学校的初中毕业生分别领到了面额为500元和300元的教育券。中国的教育券实践就此拉开序幕，长兴也因教育券而在国内声名鹊起。 长兴教育券的创新之处 虽然长兴教育券的故乡是美国，但是长兴的教育券实践又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首先，政府投入方式不同。弗里德曼提出的学券制要求政府将所有的经费折算成教育券，学校只有通过教育券才能得到政府的拨款。而长兴教育经费的主体仍以政府拨款的形式流向公立学校，仅有部分民办学校的学生、职业中学的学生和义务教育阶段的贫困生可以获得教育券。 其次，选择方式不同。弗里德曼教育券的核心是学生的自我选择。而长兴教育券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学生的选择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的选择，只有选择民办教育和职业学校的学生可以获得教育券。 再次，教育券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同。弗里德曼的想法是通过教育券形成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市场调节关系，学生是消费者，而学校是服务者。而长兴教育券的最终流向不是受制于学生意愿，而是取决于政府导向。政府在发放教育券时就限定了教育券的使用范围。显然，长兴教育券不仅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结合当地情况进行了—定的改造。因此，可以说，长兴教育券制度是由长兴教育发展需求引发的制度创新。 观念转变引发创新 综上所述，这一制度创新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并不完全在于长兴教育局部分领导人“拿来主义”的做法，真正促使这次创新成功的要素应该是当地领导人教育观念的转化。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别样的“公平观”。公平是一种人的主观判断，是一种价值取向。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对公共资源的配置，有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公平价值取向，一是平均地分配给社会中的每个成员；二是按照能力排队原则分配，这是边沁主义公平观点；三足使境况最差的人的福利最大，这是社会学家罗尔斯的公平观点。至于公共资源最终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政策决策者的偏好。长兴引入教育券的初衷是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但这就遇到一个基本问题，进政府公办学校可以享受由财政支付的教育经费，进民办学校要学生家庭自己掏钱，这样究竟公平还是不公平?长兴人的回答是不公平。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