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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 批判学派在中国：以传播符号学为例 □ 李 彬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继续保持攀升之势，呈现一派有类费孝通概括中华文明的“多元一体”格局，即各路研究纷纷推进，而又一统于“传播研究”。其中，不同于美国经验学派的学术传统，尤其得到各方的关注，成为孕育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的一方沃土。本文即以传播符号学以及相关的话语、文本、叙事诸路研究为例，对这一态势略做论列，回溯其源流，分析其现状，瞻望其走向，以期为学界提供一点参考。 2000以前的回顾 众所周知，我国的传播研究肇始于美国的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威尔伯?施拉姆所推崇的“四大先驱”，在1980年代仿佛成为传播学的标志。所谓经验主义传统，乃指以功能应用为导向、以实证科学为方法、以琐细问题为对象的“传播学”。此路研究虽有其科学性与必要性??但也越来越受到传播学界的反思与质疑。华裔学者李金铨教授，在新著《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也指出：“美国的民主制度稳定，日起日落，天底下冒不出新鲜事，学者们关注的无非是体制内的一些技术问题，也就是如何完善美国的生活方式，难怪选举（美式民主）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研究铺天盖地，有的见微知著，但不少是微枝末节、琐碎无聊的，鲜有成一家之言的学派者。” 这路研究在1980年代之所以大行于市，缘由似不难理解，概括起来无非两点，一是客观上美国传统在当代学术领域异常强势的地位和影响，使诸多学科不可能不受其冲击；二是主观上当时的学界面对突如其来的各路“新学”，眼花缭乱之际，一时不免“高山仰之”，甚至“顶礼膜拜”。而这一切的背后，自然又同当时“全盘西化”的社会文化心理不无关系。受制于这种学术传统，具有浓重“玄虚”色彩的传播符号学，自然难有什么地位和发展。 19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学术风向的陡然逆转，美国经验实证流派的专美局面也就随风飘去，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批判性学术传统迅速崛起，影响日炽。特别是市场经济大潮涌起以后，各种具有历史意识、思想底蕴、传统积淀、人文关怀的学术思潮，包括批判性传播研究更趋兴盛。其中原因也可归为两点。一是大众媒介在市场条件下迅猛扩张，急速发展，社会功能日益彰显，从而带来一系列勾联繁复的新课题，而这些又是逼仄的经验实证研究所无法应对的。另一方面，学人的独立意识和本土关怀开始觉醒，日甚一日，“与国际（实为美国）接轨”、“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热望逐渐冷却。于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批判性学术传统异军突起，并且大有取经验实证传统而蔚为主流之势。所谓批判性学术传统，非谓隔岸观火、挑眼拨刺、横挑鼻子竖挑眼、站着说话不腰疼等，它是以超越性的反思态度、总体性的研究方法与联系性的问题意识为基本特征，以图揭示新闻传播的多方面蕴涵，从而不仅为新闻传播提供深广的理论视野和思想关照，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赋予其高远的精神意义和文化价值。其中，又包括一系列不尽相同的思路与进路，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媒介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女性主义与媒介、后殖民主义媒介观、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等。 这些新的研究潮流在中国的兴起，不妨以1994年《新闻与传播研究》的创刊、同年《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的改版和1995年《国际新闻界》的改版为标志。因为，其时这方面陆续出现的研究成果，均以这些学术期刊为主阵地。1997年，吴文虎教授《广告的符号世界》（广州出版社）的出版，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部传播符号学的专著。1998年，留法博士陈卫星在《国外社会科学》第1期与第2期上，连载发表《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新华文载》1998年第9期转载），进而将传播学分为三个基础学术流派：“注重工具理性的控制论模式，以社会经验为内容的经验-功能主义流派和阐释传播符号的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方法论。 此后，由于传播学被正式列入国家学科目录，成为一级学科，这方面的研究愈发活跃。因为，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一旦摆脱“妾身未分明”的尴尬和功能实用的羁绊，就不得不考虑安身立命的理论根基，而包括传播符号学的一系列批判性学术传统，则具有张力巨大的学术空间，可以生成异常丰富的学术资源，从而为新闻传播学提供坚实而厚重的学科基础。所以，到新旧世纪之交，批判性传播研究已在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比较广泛的推展。1999年，国家社科基金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片为此专门立项，开展“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 2000以来的发展 2000年以来，批判性传播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引起新闻传播学以及相关学科日益浓厚的兴趣。其间，传播符号学无论作为理论还是作为方法，同样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理论，传播符号学包罗广泛，涉及诸多学科及学说。举其要者，至少有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语言学、以皮尔士为代表的逻辑学、以雅格布森为代表的诗学、以皮亚杰为代表的心理学、以卡西尔为代表的哲学、以列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