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港市张甸村辽碑考析.docVIP

东港市张甸村辽碑考析 摘要 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以前没有文字，其统治者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为了彰显少数民族的威望与文明，强化国家统治，公元920年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 关键词 辽代墓碑契丹 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田野调查工作期间，东港市文物普查工作队在新农镇进行文物普查时，根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在东北距东港市30公里，距丹东市80公里的张甸村榆树底村民组发现一块古代石碑。最近经过有关专家鉴定，认为这是一块辽代墓碑，立碑的大致时间应该是在辽代中期以后。这也是丹东市已发现的四十余块古代石碑中，时代最早的一块，现保存在东港市文物管理所。 该石碑是利用一块产自本地的花岗岩自然石材稍加修整而成。石碑成抹角长方形，通高124厘米，宽80厘米，厚17厘米左右，碑阳面略向内凹，表面相对平整，由上至下刻有“故耶耶郭□□”六个楷书大字，其中规格最大的字约25厘米见方。由于年代久远，石碑表面腐蚀严重，前四个字还可以大致看出轮廓，而后面两个字已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在碑文外边偏边缘部位刻有一周大致呈椭圆型弧线。“故”代表故去的意思，由此可知这应该是一块墓碑。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中国宋代至元代都有称父亲为爷爷的说法。“耶”字通“爷”，过去谓“父”为“耶”。宋代程大昌著有《演繁露》一书，他在书中就讲了古代称父为耶的典故。“今人不以贵贱，皆称父为耶，盖传已久。”从这个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到，在宋代时，人不分贵贱都称父为耶，而且其俗由来已久。 首先，这块石碑碑文虽为汉字楷书，但在构成文字的书法特点上明显接受过契丹大字书法特点的影响，字里行间更具辽代契丹大字的书写风格。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建国号为契丹，公元937年，改国号为辽，后有时称契丹有时为辽。公元1125年被金所灭，这就是历史上称谓的辽代。作为游牧民族，契丹以前没有文字，其统治者在继承中原文化的同时，为了彰显少数民族的威望与文明，强化国家统治，公元920年春，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令创制契丹大字，《辽史》“太祖记”上载：神册五年（公元九二○年）春正月，始制契丹大字。秋九月制成，诏令颁发。契丹大字的称呼是与契丹小字的称呼相对而言形成的。辽代除流行契丹大字外，还有一种契丹小字，那是皇子迭刺用回鹘文字改制的。因为契丹小字和本文无关，所以在这里不做表述。《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一文也载“阿保机多用汉人，汉人教他用隶书之半增损，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这就是契丹大字。这种大字是采用汉字加以简化或增添笔划而成的。制成之后受很多人，大多是上层人的欢迎。从而形成了中原文字与契丹文字同时并用的历史局面。契丹大字的结构特点是“增损隶书之半，制契丹大字。”因此其风格中蕴含有汉隶的书法特点。从这块石碑的楷书风格来看其已经远离了当时中原地区流行的苏、黄、米、蔡及二王温婉圆润，流畅劲健的书法风格，用笔方中求圆，崎侧有致，更多的融合了契丹大字的书法特点，呈现出古朴凝重，稳健崎崛的艺术特色。 有人认为这块石碑也可能是金代的墓碑。我认为这种可能不大实际。金代统治者也曾创立过女真文，女真文是仿造汉字楷书，参照契丹文字，结合女真语言，制成女真文字，这就是女真大字。女真文在创制过程中曾参照过契丹文字，它们之间一定会存在某种联系。但契丹文字是参照汉字隶书创造的，书写时，在字里行间都能表现出隶书的书写特点，而女真文是参照楷书创制的，它在书写时，字里行间表现出的是楷书的书写特点。我们发现的这块石碑，文字中表现出的风格带有明显的汉字隶书特点。这块石碑的碑文共计六个汉字，可以识别的只有四个汉字，但这四个字的字里行间、书法特点、字架结构与契丹大字确实具有更多的一致性。 其次，据当地村民介绍，发现石碑的那块地以前有多座墓葬。经过平整土地才把这块地改为菜田，当时发现过不少陶罐都被仍掉了。在这块石碑下面就发现一个黑罐，罐口盖一瓷碟，内装有骨灰。后来瓷罐被扔掉，石碑被推倒。在修果园的围墙时，因墓碑碍事，就把墓碑往南移了一段距离，放置到现在发现石碑的这个位置上后，又重新立起。据考古资料介绍，辽代初期还没有流行火葬的习惯，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的影响，中期以后盛行火葬的习惯。遗址东北不足十公里远的地方就是现在东港市新立镇的西土城古城址，这里就是当年的辽代穆州城古城遗址。古城址周围辽代遗址相对比较集中，综合这些因素看，这里地处丘陵，东北是丘陵的顶部，而西南有水，符合辽代人选择墓葬的要求。由此看来，这里当年应该是一处辽代平民的墓葬区。 我们还认为这块石碑的主人应该是一位居住在辽政权统治区内的汉族平民。第一，碑主的姓氏是汉姓，名字虽无法辨认，但其结构也符合汉人姓名结构特点。第二，碑文使用汉字是因为辽代的契丹大字并不被民间所接受。契丹文字曾经使用了好几百年，虽在辽亡后一直使用到金代中期，但因其通读不易，当时并未深入到民间。第三，辽代的契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