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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上海滩15年的西方冒险家、全球顶级酿造师、与传统种植方式坚韧作战的本土新生酒庄，共同催热了一个红酒阶层在红色中国的诞生。 2008年3月6日，中国海关的缉私人员突然造访了一家叫ASC精品酒业的外资公司的上海办公室，希望从长年累积的无数票据中，发现其逃税的证据。这场规模空前的调查行动针对的是那些申报价格偏低的经营葡萄酒进口生意的公司们，作为中国最大的葡萄酒代理商，ASC很自然地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不过那天，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恰好不在。海关人员通知说，希望他尽快到海关配合调查。 两天后，唐?圣皮尔(Donald St. Pierre Jr)回到上海，直接让司机把他送到了海关办公室，随后，他被转移到位于浦东的一处拘留所。圣皮尔望眼欲穿地等来了律师。“他跟我说的法律，首先我不是很明白；我能明白的部分好像也不是很妙。和律师见面后我感觉反而更糟了，简直糟透了。”他回忆说。 他的父亲—老圣皮尔迅速展开游说行动。他翻出早年间和时任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朱镕基的合影，以显示自己与中国政府的深厚关系，并争取到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和上海总领事过问此案。但事后老圣皮尔却认为这些举动可能起到了反面效果：“海关的人跟我说，要是美国政府也介入了，你这辈子再也别想见到你儿子了。” 海关的指控并非捕风捉影。到2008年时，中国葡萄酒市场已经有了许多趋之若鹜的消费者，从事进口生意的公司据估计—呃，没有人准确统计过—有8000到1万家。但一位驻香港的葡萄酒分析师发现，法国海关2007年记录显示，出口到中国的葡萄酒数量远远超过了中国海关相应的进口记录。走私和压低申报价格入境的葡萄酒可能超过70%，使得合法商人根本没法做生意。 ASC本身也是受害者之一。1996年4月，圣皮尔父子联手创办了这家公司，当年卖掉2.5万瓶，销售收入达500万元人民币，但却亏了600万，累计税率高达118%。接下来几年的发展亦困难重重，直到2001年才盈利。之后到2007年，ASC迎来了黄金时代，年收入以43%的速度递增，以至于ASC当时的市场总监坎贝尔?汤普森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让轮子不要飞出去了。”时至今日，ASC代理了来自15个国家的100多个酒庄，经营着1200多种顶级葡萄酒。但在这个分散且缺乏监管的市场上，ASC去年的营业额也仅有9500多万美元。 不过，ASC却被视为促使中国葡萄酒市场繁荣的主要推手。伦敦著名葡萄酒评论家简希丝?罗宾逊（Jancis Robinson）说，ASC在今天中国市场的地位，犹如嘉露酒庄(E.J. Gallo，加州最大葡萄酒出口商）之于美国。ASC的一位竞争对手说，ASC是把红酒真正引入中国的功臣，否则“这里”一半的人都没有可能在喝红酒。 在小圣皮尔眼中，他的父亲和朱镕基很像。“正直，努力，诚信，工作勤奋，说到做到。”他告诉《环球企业家》。在缔造ASC之前，这对父子做过（或者说考虑过）婴儿用品、防毒面具、高尔夫球手套、金属回收、内衣、开心果和枪支零件进口等生意。在更早的1980年代，老圣皮尔在中国的风云经历是担任中美合资的北京吉普汽车公司总经理，他大胆写信给国务院总理反映合资公司问题，并因此与解决此事的中方代表朱镕基结下友谊。之后，老圣皮尔参与了现任亚新科（ASIMCO）董事长杰克?潘考夫斯基（Jack Perkowski）在1990年代试图整合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过程。这些故事在潘考夫斯基后来所著的《与龙共舞》和提姆?克里索德写的《中国通》里均有提到。 老圣皮尔在忙于和中国的汽车业打交道时，小圣皮尔则开始了另一项高风险但利润巨大的生意：从中国和俄罗斯进口枪械配件和弹药。1995年5月，在美国俄克拉荷马大爆炸案发生数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突击没收了小圣皮尔的仓库，并指控其从事阴谋、走私和伪造商品入关。虽然事后小圣皮尔未因此获罪，但这笔生意也终结了。 怀揣着由此赚到人生第一桶金：200万美元，小圣皮尔和父亲琢磨着下一个大生意。老圣皮尔曾经从中国内地进口了一些用于捆绑葡萄幼藤的木杆卖到美国，既然“摸”到了葡萄藤，圣皮尔想，何不直接卖葡萄酒呢？ 在这方面，中国的确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市场。但父子俩对这一行业的知识比还未真正品尝到顶级葡萄酒的中国消费者好不了多少。所幸，老圣皮尔与前空中客车中国总裁孟高飞（Pierre de Montgolfier）相熟。后者帮其打通了与香槟世家贝灵哲(Bollinger)的人脉关系，贝灵哲当时由香港经销商兼营内地业务，圣皮尔说服其将内地业务拆分出来由其经营。这对加拿大父子还用自己的这一法语姓氏佯装出了一个原本并不存在的“圣皮尔酒庄”品牌，从美国加州进口桶装酒，然后在北京装瓶。1996年4月，ASC精品酒业诞生了。 如同过去15年ASC所经历的种种波折一样，小圣皮尔在2008年3月的这场稽查危机中最终也化险为夷。4月8日，在被关押1个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