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发现_知识与制度变迁_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docx

2014年第12期企业家发现、知识与制度变迁：奥地利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刘志铭[摘 要]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以 “适应性最大化”框架下忽视人类行动主体中心地位的制度变迁解释不同，坚持主观主义方法论的奥地利学派关注企业家精神在制度变迁的核心角色。基于由门格尔提出、拉赫曼等人发展的制度理论， 柯兹纳和熊彼特的企业家理论以及哈耶克的知识观， 可以构建一个企业家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 在这一框架下， 制度变迁是由熊彼特式企业家所驱动并由柯兹纳式企业家跟进响应的， 它是企业家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发现、 学习和试错的互动演化过程。[关键词] 企业家发现知识协调制度变迁〔中图分类号〕 F091.34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 （2014）12-0077-06一、引言自从诺思和托马斯发表《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以来，制度变迁理论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内容。 在早期，诺思对于制度变迁的分析采用的是效率解释，即认为相对价格的变化创造了构建更有效率制度的激励。 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981）中，他放弃了以效率来考量制度的视角，取而代之以交易费用的解释，认为正是它的存在使得典型的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在后期的著作中，诺思（1990）将行为假设、技术、企业家和组织纳入模型中，修正了他对无效率产权持续存在的解释。诺思明确指出，从事有目的活动的组织及其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们型塑了制度变迁的方向，但是在其分析框架下，这一主体是作为对内置于特定制度框架下的激励做出反应的“最大化者”而出现的，变迁的源泉是变化着的相对价格和偏好。用他的话来说，制度变迁的大部分源泉“反映了企业家（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持续的最大化努力，并进而引致制度变迁。”[1]虽然诺思试图将相对价格等变迁的来源内生化，但是企业家的行动并非制度变迁的根本源泉，而只是变迁的催化剂。就制度与企业家之间的交互作用来看，一方面，作为适应性的最大化者，企业家只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从而渐进地改变了制度；另一方面，制度约束影响了企业家潜在的财富最大化机会。显然，这里的“企业家”只是一个以预期成本和收益为基础进行决策的“最大化者”，是一种反应者而非行动者。这样，企业家的创造性和能动性方面的内容被完全忽略了。诺思将制度变迁来源内生化的努力对此后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内生化制度变迁理论为制度变迁的宏观分析奠定了更坚实的微观基础，但与新古典经济学一样，他们没有将人类主体置于分析的中心，企业作者简介 刘志铭， 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市场经济研究中心、 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510006）。家在制度形成过程中的角色被忽略了。本文以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方法论、人类行动和市场过程分析为基础，整 合该学派企业家理论、制度分析以及知识观，试图构建一个主观主义企业家视角的制度变迁理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制度变迁是由熊彼特式企业家所驱动并由柯兹纳式企业家跟进响应的，它是（经济和政治）企业家在不确定的动态环境下发现、学习和试错的互动演化过程。二、奥地利学派制度分析的基础作为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门格尔在论战中将奥地利学派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划清界限，同时也使它走上一条有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之路。尽管当代经济学对奥地利学派有着多种理解，该学派内部也存在着分歧，但还是有某些共同特征作为这个思想流派的“标签”：经济学家必须以有目的的人类行动来使经济现象得到解释，必须追溯这些行动的不经意的结果，而在方法论上始终与主观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Boettke，1994）。[2]这些基本要素贯穿在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研究之中。（一）奥地利学派制度分析的基本元素1.主观主义与知识。主观主义方法贯穿了奥地利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以至于它本身就被定义为主观主义经济学。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只有人类能够对外部物质和社会世界具有感觉、理解和知识，并用来指导和塑造行动。 如果我们不考虑人类的感觉、知识和计划，我们就不能了解人类行动的意义。这样，致力于对人的互动关系和制度提供理论解释的经济学就必须首先研究个人行为的主观含义，尤其要解释从人的这些互动关系中形成的那些结果之无法预见的结果。在米塞斯看来，行动就意味着选择，选择的结果依赖于行动者对各种不同主观方法的评价， 这些主观评价构成了社会科学所依据的事实。[3]这就要求社会科学家必须重视情境（context）和诠释(interpreta- tion)的作用，并要认识到，驱动个体采取行动的，乃是他们的主观认知。因此，奥地利学派不同于新古典主义， 经济学中的约束不是由客观现象或物质要素所施加的，而是由人类具有企业家性质的主观知识所施加的。2.人类行动与企业家精神。对于奥地利学派来说，经济科学是一种人类行动的理论而不是决策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