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累积是福.docVIP

访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累积是福 来源：新浪文化 浏览次数：17 　　　　 科研出身的王生洪先后在教育行政部门、政府机关、政协以及地方大学工作过，他对此的总结是：沉淀下来的，都是财富。 　　十年前那个夏天的另一股热浪，来自舌战狮城的复旦大学辩论队制造的那个太阳。当然，只是对我而言。 　　当那个夏季的许多记忆随着高温逝去而散尽，只留下了四位青年才俊的旁征博引、温文尔雅时，那轮太阳的光环里蕴含着的光荣与梦想、真实与虚妄彻底改变了我的青年时代，使我最终痛恨一种生活却又欲罢不能——大学里的第一个暑假，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名校大学生辩论邀请赛，随后担任哈工大校辩论队队长，俨然以半职业选手的姿态往返上海、北京和哈尔滨的赛场间，与评委蒋昌建、姜丰含蓄地握手，举起过奖杯，品味过失败…… 　　往事如昨，因辩论而激情的年代已渐渐离我远去。去年在复旦文科楼采访从耶鲁大学归来的蒋昌建时，我更留意贴在他门上的那张“熊出没，请注意”的明黄色招贴画。天气好的周末，我还是会到复旦大学的校园里转转，大多不为读书，也不为听讲座，只是想看看校园，看看校园里涌动着的和我一样的年轻人，他们能让我想起我的大学，让我想起蓝蓝的天。 　　这样的情怀，王生洪也有过。 　　事实上，在中国名校的排名里，复旦大学一直颇有争议。在学术和教学方面，复旦的优势似乎不及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那样明显，似乎是后者给复旦带来了更多的资金、人才的集中和无限的机遇。王生洪说，复旦的发展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他的身上透露着典型上海人的特质：讲求实效而不喜张扬；行事低调但自信满怀。此前，我曾经几次近距离观察过王生洪，读过他的专著《有限元方法及其应用》，坦率地讲：他的专业与我的认知及生活均相距遥远。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与王生洪站在顶楼的天台上闲聊。远处是黛色的山体，四周是天籁之声，而我们的头顶，是满天的星斗。 　　记者：您的经历非常丰富，在学校和政府部门的很多岗位都工作过，过去的经历对您今天主持复旦大学的工作有帮助吗？王生洪：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报道重点是哪些？ 　　记者：是这样的，每个校长的个人经历对于今天的青年人都是有示范作用的，尤其现在的年轻人面对的诱惑和困惑都很多。我希望一些人，一些有心人，可以从名校校长的人生道路中寻找到自己需要的鼓励和启示。王生洪：我自己是科研出身，长期从事电子科技结构设计包括雷达、测定望远镜、天线等研究。我年轻的时候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科学技术还比较落后，之前美国有阿波罗登月计划，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没有看到登月场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只是图像不清楚。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因为急需，我们向美国购买了卫星通讯地面站，后来日本田中首相访华时，我们又购进新的设备，我当时带的小组的就是研究卫星通讯地面站的结构设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这是国家对我们工作的肯定。这段经历对我当研究型校长很有帮助。 　　第二，我曾任上海市教委主任，对上海的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发展有比较多的了解。在我担任市教委办公室主任的时候，市委领导做出过一个决定：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以顺应上海经济进入到快速起飞的阶段。改革初期，黄菊书记认为一定要看到教育、人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占据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地位。当时上海市教育工作的主要方向是管理地方大学，而市委认为应该充分发挥中央直属大学的作用，像复旦、交大。当时我没想到，后来我会到复旦当校长。教育部和国家部委直属大学可以为上海地方经济和周边经济做出重要的贡献，而作为校长，也要充分利用推动上海发展的反作用力，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努力，把握这个互动的关系就是得益于从事教育宏观规划的多年经验。第三，我也曾经担任过上海科技大学的常务副校长和上海大学的校长，现在到复旦大学当校长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获得了更高层次的提升，而前两所学校的经历，奠定了我对大学工作的管理概念和基础。复旦大学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我对它非常有信心。世界上有许多举世公认的对世界的经济、社会、文化做出重大贡献的一流大学，都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像哈佛大学360年历史，剑桥600多年历史，而我们要在几十年中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就要超常规发展。我们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是中央科教兴国的决心和群众的基础；其次我们地处上海。上海这20年的飞速发展为“到2010年基本建成世界一流城市”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对我们说来是精神上的有力推动，我们还是要运用前面提到的互动概念。还有，我认为我们海外留学生的优势不可小看。过去20年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有40万人到海外留学，特别是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本科生，在国内都是千里挑一、出类拔萃的，他们到国外也都在最优秀的大学里求学。他们有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而祖国的发展也给他们提供了无限的机遇。耶鲁大学校长和我说过，这是中国很好的发展优势，这些优秀的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