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docVIP

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胡宝国刊《文史》2009年第4期； 与玄学盛行的魏晋时代相比，南朝的学术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群体对哲理性质的问题较少讨论，而对知识领域的问题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追求渊博、崇拜知识的风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说每个时代的学风都有自己的特征，那么对知识的崇拜就构成了南朝学风最显著的特征。为了论述的方便，本文在以下的讨论中暂且称这个时代为“知识至上的时代”，或简称为“知识时代”。　　“知识至上”在很多方面都有表现。在这篇短文中不可能展现出它的方方面面。以下的讨论将主要围绕着当时的聚书风气、儒玄文史中的知识追求以及士人称谓的转变这三个方面展开。 一．南朝的聚书风气 　　翻检南朝诸史，不难看到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聚书的风气，其中尤以齐梁时期最为盛行。根据一般的经验判断，一种风气的盛行往往不会是突然出现的，它必定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引起关注。　　如果向上追溯，聚书的风气大约始于晋宋之际。聚书可以分为国家聚书与私人聚书两个方面。以下就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　　《广弘明集》卷三收阮孝绪《七录·序》。根据阮序介绍，西晋皇家藏书共有二万九百三十五卷。永嘉之乱后，图书大量亡佚，“江左草创，十不一存”，东晋初年的《晋元帝书目》只有三千一十四卷。在以后的相当长时间里都没有图书收集的消息。一直到东晋孝武帝太元（376—396）年间，才有了较大规模的图书征集活动。《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盛笃学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释卷。着《魏氏春秋》、《晋阳秋》，并造诗赋论难复数十篇。《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盛写两定本，寄于慕容儁。太元中，孝武帝博求异闻，始于辽东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书遂两存。 所谓“孝武帝博求异闻”，就是大规模征集图书。《晋阳秋》的另一定本因此而得到。孙盛“写两定本”具有特殊性。[1]不过除此之外，在写本时代同书而相异的不同写本也是广泛存在的，征集到异本之后总是须要相互考校的。梁代孔修源“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2]颜之推说：“校定书籍，亦何容易，自扬雄、刘向，方称此职耳。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或彼以为非，此以为是；或本同末异；或两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3]在那个时代，校书是读书人经常要做的工作，所以颜之推要把这些经验写进《家训》。　　《晋书》卷九《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增置太学生百人”，次年立国学。同书卷九一《徐邈传》：“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同书卷七九《谢安传附谢石传》：“于时学校陵迟，石上疏请兴复国学，以训胄子，班下州郡，普修乡校。疏奏，孝武帝纳焉。”据此，孝武帝时复兴儒学意图甚明。[4]太元中大规模征集图书可能也是复兴儒学计划中的一部分。《晋书》卷八二《徐广传》：“孝武世，除秘书郎，典校秘书省。”徐广是晋宋之际的一位博学的学者，“百家数术无不研览”。他在孝武世进入秘书省参预校书工作可能就是因为当时征集到了大量图书，急需像他这样的重要学者参预整理。　　到东晋末期，国家藏书可能还有增加。阮序提到了《晋义熙四年秘阁四部目录》，卷数不详。余嘉锡引《续古文苑注》称：“案此下当有脱文。”又，《隋书经籍志》载有“《晋义熙以来新集目录》三卷”。余嘉锡以为此书当与阮序所载为同一书。[5]“新集”二字很有意味。如同校书一样，重新编制目录的工作也往往是在图书增加之后才会有。汤用彤先生论及南朝佛教书籍目录时也说：“本期所以出目录甚伙者，当亦因聚书之习，颇亦甚盛也。”[6]总之，聚书与校书、编制目录往往是联系一起的。这三个方面可以互相发明。　　东晋后期，反映私人聚书的材料不多。《宋书》卷五八《谢弘微传》：“从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无后，以弘微为嗣。……义熙初，袭峻爵建昌县侯。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书数千卷，国吏数人而已，遗财禄秩，一不关豫。”义熙年间，谢峻家已有书数千卷，其规模可与东晋初期国家藏书数量相比。这种情形可能不是个别的。　　刘宋以后，不论官、私，聚书活动更多。阮序称：“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朏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阮序中有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一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阁《四部书目录》一万五千七十四卷。[7]从东晋初年的三千多卷到刘宋元徽元年的一万五千多卷，一百多年间图书增加不少。晋宋之际可能是图书增加的关键时期。元嘉年间文帝命裴松之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记，增广异闻”。[8]裴注旁征博引，引书数量远超《三国志》本书。此时国家藏书的大量增加应该是裴注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往学者研究裴注问题似未曾留意此一方面。　　关于这一时期私人聚书，阮序也提供了重要讯息： 　　孝绪少爱坟籍，长而弗倦，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