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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诗歌生死主题比较探究 　　摘 要：生死主题是中西方诗学永恒的话题，诗人用诗歌这一民族文化的灵魂来传递对于生与死的凝思，既丰富了诗歌这一文学样式，又丰富了民族文化。中西方诗歌的生死主题呈现出鲜明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死亡的态度、死亡的意义、生命的价值、文学与生命几个方面。 关键词：诗歌 生命 死亡 比较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生死问题对人类来说的确是头等大事，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生与死，如影之随形。“诗言志”，其志当然也包括生与死的主题。自从有了人类，有了诗歌，人们就开始歌咏着生与死，可以说诗歌是与人类的精神生命一同诞生，也时时写下了人类的生命历程。中西方的诗歌都无例外，然而这些东西方文化的璀璨明珠却闪耀着异样的光芒，异彩纷呈。在中西方诗歌中所体现的生死观念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这种差异凝聚了东西方在民族性、宗教、哲学、人文精神上的种种差异。以此作为切入点，显然有助于我们对中西方诗歌差异的深层研究。 一 死亡主题中引人注目的首先是面对死亡的态度：死之宁静与死之哀伤。 西方关于死亡的诗歌较多。18世纪的英国诗人托马斯》，痛惜一个默默无闻，没有得以施展才能和天赋的青年农民之死，诗歌展现的是一片苍茫之中的大自然的景物：露水、朝阳、盘根错节的山毛榉、灌木丛旁的涓涓小溪，都令人无限追怀这个生平不曾知悉过富贵和名誉的微贱的青年，他去了，“把整个世界留给了黄昏和我”。[1]写得凄美哀婉，颇为动人，但最后，诗人仍然相信上苍慷慨地报答了友人，使他终于在死后投进了上苍和天父的怀抱。19世纪的英国诗人丁尼生有《渡过沙洲》：“天已暮，星已升，/呼唤我之声可闻。/我将出发入海，/但愿沙洲寂寂，没有呻吟。/愿潮水涨满，/轻轻流动，/泡沫不扬。/本来从域外来的水，/将静静回到家乡。/黄昏到，晚钟响，/快要进入黑暗之乡！/但愿我出发时，/没有告别的悲伤。/潮水会送我到远处，/超过时间和空间的边境。/但愿我渡过沙洲后，/就会见到我的领路人。”[1]此诗直接以晚星、黄昏、晚钟的气氛烘托诗人面临死亡回首平生时的恬静泰然和自得的心情。这里的“沙洲”象征生死界限，“渡过沙洲”象征由生到死的过程，全诗以一种祥和安宁的心情来面对死亡的降临，表现了一种豁达的生死观。丁尼生又是一位虔诚的信徒，此中的领路人显然指的是上帝。 然而这种乐观平静的态度在中国诗歌中就不常见了。中国诗人对死总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忧伤。高唱大江东去的苏轼也曾写过哀婉凄绝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2]这首词是作者为悼念逝去十年的妻子而作，梦中与妻相见，相逢已不识，梦醒只见明月松岗，阴阳永隔，相见茫茫，令人断肠。北宋词人贺铸的《半死桐》同样是悼亡名篇：“重过阊门万事非，同来何事不同归？梧桐半死清霜后，头白鸳鸯失伴飞。 原上草，露初?。旧栖新垅两依依。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2]妻子去后，重过旧地，物是人非，回想起昔日妻子的贤惠勤劳，以及伉俪间的相濡以沫，倍增孤独凄凉。全词触景生情，出语沉痛，情真意切，哀怨凄婉，动人肺腑。这两首词都是悼亡妻，写得凄楚动人，特别强调了生死相隔，相见茫茫，蕴含着刻骨铭心的悲痛。 显然中西方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的差异。这与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及对生命的认识有关。苏珊“艺术形式和生命形式之间是一种同构。”[3]中西方的这一类表现生死主题的诗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差异，显然与他们对待生命的不同认识有关。基督教可以说是西方最深刻的文化背景，基督教认为人死后有天堂，可以使人获得永生，因此西方诗歌对死亡有所哀伤，但在哀伤里有一种安慰和宁静，甚至希望，因为他们相信死者在天国有永久的生命。其中常称死去为“看到天国的光辉”、“看到黎明”等。而中国人则大多是无神论者，对中国文化思想影响最深的是儒家思想。儒家是重现世轻来世的，对生颇为关心，对死却少有探讨。《论语如何服事鬼神，孔子答：“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问又：“敢问死？”孔子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还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等言论，这里面分明体现着一种重生轻死、不信鬼神的无神论态度。正是因为这种无神论的态度，消除了中国人对于生命的非理性幻想，对生命消亡深深感到无能为力，而发出内心之大悲。 死亡主题所带来的并非只是悲哀，还有豪壮。为仁义而死和为自由而死是中西方共同肯定的价值观念。除了上述的诗歌外，中西方诗歌中还有一类共同呈现着一种勇者不惧的精神。我国古代的诗歌中，南宋末年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身陷敌手，是投降以苟活，还是舍身以成仁，文天祥作出了毫不犹豫的选择，悲壮激昂，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