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及消解方式.docVIP

论《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及消解方式 绪论 元代剧作家高明的《琵琶记》是一部内涵非常丰富而又较为复杂的作品。自作品问世以来，文艺界对《琵琶记》的争论此起彼伏，尤其是对《琵琶记》的主题意蕴的把握可谓“百家争鸣”。但从大体上来说，《琵琶记》的主题意蕴又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是《琵琶记》反映并批判了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第二种意见是《琵琶记》暴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第三种则认为《琵琶记》旨在宣扬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尤其是对孝道的褒扬。这三种意见中，第三种认知是在学术界最为普遍也被最多人所接受的。不过我个人认为高明创作《琵琶记》的本意是通过塑造“全忠全孝蔡二郎，有贞有烈赵贞女”的形象来宣扬封建伦理道德，但我们透过文本看到的作品实际表现出来的主题意蕴却是“全忠未必忠”、“全孝未必孝”的伦理悲剧。 邱紫华在《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一书中在比较了世界各国的悲剧后指出：“中国悲剧作品的结局往往以大团圆方式淡化了悲剧性，削弱了人物的悲剧精神。”(悲剧作品的大团圆结局是中国悲剧中较为普遍的一个现象，甚至是一大弱点，很多学者因此而认为中国没有悲剧。显然，大团圆的结局消解了作品的悲剧性，但从文本创作的主体和客体来看，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本身所传达出的意蕴来看，《琵琶记》的悲剧性的消解正是由于文本创作的主客体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文本在创作过程中脱离了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即宣传道德教化的目的，而形成了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可以说，正是作者“不管风化体， 纵好也枉然”的创作目的消解了《琵琶记》这部剧作本身体现出的深沉的悲剧意蕴。 一、《琵琶记》的悲剧意蕴 高明在继承南戏《赵贞女蔡二郎》的基础上本着“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的创作原则创作了《琵琶记》，试图通过塑造孝子蔡伯喈，孝妇赵贞女，贤妇牛小姐等的形象来达到宣扬封建伦理道德尤其是孝道的目的。高明在《琵琶记》中着力表现的孝道以及由此推衍出来的传统伦理纲常和生活情状，无疑是当时的社会家庭伦常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当剧作中的主人公们，完全遵循当时社会的这些伦理纲常准则去实践时，他们遭遇的却是重重的尴尬与痛苦”。(虽然他们为尽孝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结局仍然是一个悲——最后获得“一门旌旗”的嘉奖。 纵观《琵琶记》全剧，蔡伯喈不能不算是一个孝子。他努力按照孝道伦理来实践父亲的梦想，但他的努力却因为伦常内在的矛盾——慈父的“强试”，皇帝的“强官”以及牛相的“强婚”——而破灭，甚至适得其反，落到不孝的境地。如果这“三不从”是纯粹的恶意，是奸佞的拨弄，至少在蔡伯喈的心理上还有可推脱化解之处，然而事实却是一切均出于“好意”，并且正是由于自己完全对伦理准则委曲求全，步步退让以求缓和矛盾，结果却一步一步越陷越深，落下了“生不能养，死不能葬，葬不能祭”的终身遗憾。荒谬的是，他服从圣意的选择导致了催化这一悲剧的发生，却又使他成为旌表圣旨中孝义的典范！而当蔡伯喈倍享荣耀，并获得了包括赵五娘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原谅时，遽然改变的处境却促成了他精神上的觉醒：“如何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而亲饥寒死，搏换得孩儿名利归。” 作者将故事深深地楔入在儒家传统伦理纲常的准则及规范制约下的社会生活中来表现人物性格和命运，通过“三不从”的情节来达到宣扬其“忠孝”教义的目的。 （一）“三不从”的悲剧 《琵琶记》的人伦悲剧，我们可以从蔡伯喈的“三不从”即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上入手。 1、辞试不从 在剧本第四处出现的“高堂严命，强赴春闱”、“蔡公逼视”是全剧的第一个波澜，父子俩为是否赴试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赵五娘虽然不希望丈夫去应考，但又担心公公“他又道我不贤，要将伊迷恋”只能暗自泪涟。辞试，并非是蔡伯喈真的贪恋新婚，没有进取之心，他一上场就唱出了“风云太平日，正骅骝欲骋”的志向，但因念及父母年迈，恐无人奉侍才不愿应试。按剧本中透露的信息，蔡伯喈的父母均已八十高龄，且蔡伯喈又是家中独子，并无兄弟姊妹。所谓“父母在，不远游”，蔡伯喈顾及家中父母年迈决心呆在家中侍奉左右也是合乎人之常情的。 蔡伯喈认为：“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怎似孝名高”，因此“只愁亲老，梦魂不到春闺里”（第四出）；但蔡公的想法却是：“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立身之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是以家贫亲老，不为禄仕，所以为不孝。”（第四出）父子俩对孝的内涵的理解可以说都各有其理，且皆合乎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然而，蔡伯喈却最终屈从了蔡公的逼迫，强赴春闱。原因何在？剧本对此的揭示是：按照封建伦理纲常中“三纲”之一的“父为子纲”，蔡伯喈作为人子难“逆亲言”，“父亲严命怎生违？”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父为子纲”强调了父亲对儿子的绝对主宰权——父权。然而，蔡伯喈却正是因为躬行了这种“父为子纲”的伦理准则，最终导致了“孝”的愿望落空。 “孝”是“五常”中“仁”的核心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