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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中国传统教育与科技
第七讲;第一节、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及其特征;一、教育思想;《大学》发挥了儒家的教育目的论,提出了三个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和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教育目的。 2000多年来,儒家的这一教育目的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教学的任务就是为统治阶级培养修齐治平的统治人才。;2、教育内容;二、教学思想;特别重视启发教育,注意开发每一个人的智力潜能。 “不愤不启,不徘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2、循序渐进、由博返约;3、长善救失、教学相长;4、温故知新、言传身教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荀子言:“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 ;三、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总体特征;第一,重整体关系轻个体发展 第二,强调知识教学道德化 王阳明说:“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第三,重义轻利、忽视教育的实用价值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2、教育与政治的统一;孟子则把教育看成是“得民心”的根本措施,而得民心者得天下,所以教育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必要条件。《礼记? 学记》总结了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汉代大儒董仲舒明确提出:“教,政之本也。” 此后,历代教育家都主张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将教育作为统治万民的重要工具,于是便形成了中国古代教育重政治的特色。;3、教学过程的辩证统一;4、注重内省与内求;第二节、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与近代科技滞后的原因;天文学——为占卜天象和“授民以时”之需,其精确程度只在达到了满足农业社会的需要,统治阶级就不会再去推动它的发展。“天人感应”说又把天文学纳入了“应用的政治学”的轨道,这又必然阻碍天文学进入逻辑推理与科学抽象的殿堂。;数学——偏重于算术和代数,计算的内容与方式都与当时社会生产密切相关,“寓理于算”是中国古代数学的一大特征。 李约瑟说:“从它的社会根源来看,它与官僚政府组织有密切联系,并且专门致力于政府官员所要解决的问题,土地丈量,谷仓容积,堤坝和河渠的修建、税收、兑换率——这些似乎都是最重要的实际问题,‘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指南针——“看风水”、选坟地 火药——发明于寻求“不死之药”的炼丹——更重要的是用于制作鞭炮和焰火,以清脆的响声和绚丽的光彩装饰封建社会的升平景象。;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对中西科技有过如下一番论述:“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坯胎状态,无声无臭。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中国古代科技这种明显的实用性,在人类社会早期,对发展生产力和推动科技的进步无疑起了积极作用,但是,过分偏重功能和实用,必然会轻视对自然做出抽象理性的研究。这种对自然只求利用、不求改造的顺乎自然属性的特点,也就注定了中国传统科技不可能进入更高的理性层面以构建起独立的科学体系。;2、整体性;其次,从中国古代科技思想来看,更体现了“整体性”的哲学理念。 受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主义哲学观的影响,呈现出“整体圆融,通体相关”的思想意识。 中医理论主张人体与外界环境的物候气象密切相关,协调一致,故中医在诊断疾病时,是通过望、闻、问、切等不同方法对人体素质、精神状态、生活环境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多视角的了解,然后进行辩证施治,以达到通体调理、治病治根的目的。;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提到:“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并反对对技术作科学的解释与推广。” ;一方面使中国古代科技从一开始就站到了全面、系统、辩证和发展的高度,去推动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但另一方面,这种整体性又极易使人对自然的考察发生偏差,忽视天与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区别,不能将自然界当成独立的观察对象,而是为科学的发展打上了很深的伦理道德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过分看重整体势必影响对具体细节的深入思考,从而就注定了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始终停留在对自然界笼统、模糊的认识上,不能科学、具体、精确地说明自然界的变化规律。;3、直观经验性;二、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首先,统治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专制社会中,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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