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之诚笔下燕大学生赵宗复故事.docVIP

邓之诚笔下燕大学生赵宗复故事 　　大公子 邓之诚是文史名家，曾在北大、北师大、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以及燕京大学各校教授历史学。其门下集合了众多优秀的学子，可谓“弟子三千”，其中成就斐然者有王重民、朱士嘉、谭其骧、王钟翰等，还有山西学子赵宗复。 1949年8月19日，赵宗复来到北平，拜访了邓之诚，并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邓之诚在日记中写道： 杜洽、赵宗复来，午饭后去。赵去年与张少苍同为梁化治（之）所留。今年二月被释，三月又被严禁。太原乱时，乘乱逃出，张则为梁处死矣。幸无暇及赵，险哉！ 这一段日记讲述了赵宗复经历的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赵宗复，山西五台人，是民国时期山西省主席赵戴文的儿子。 赵戴文，字次陇，早年留学日本，与阎锡山为同乡，是山西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之一。赵戴文历任山西省督军公署参谋长，察哈尔省主席，国民政府委员、内政部长、监察院长，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职，与阎锡山私交甚笃。不过，赵在政治上笃信三民主义，思想上信奉儒家学说及佛教，主持山西的洗心社讲坛。赵是抗战时期山西实行守土抗战以及成立牺盟会的倡导者之一。 五台赵氏为山西名门，民国时期的山西军政要人，多为其门生。赵宗复出身名门，俨然是“官二代”的材料。他早年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后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转入历史系），受教于邓之诚等人。 其间，赵宗复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于1932年加入反帝大同盟，旋又加入共青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燕京大学支部委员、书记等。 潜伏者 1932年，苏联红军总参谋部在中国境内的一个纯军事性质的情报机构（对外称第三国际东方部），正急需一些和国民党政府上层有关系的人到该组织工作。此时，赵戴文为国民政府委员、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于是，中共北平社联书记宋劭文（山西人）、北平社联执行委员李正文（山东人，曾在苏联受训）便将赵宗复推荐给第三国际东方部的柳忆遥，引荐他参与秘密情报工作。此后，赵宗复利用其父的关系，搞到了不少国民党亲日派和日军勾结的情报。此外，赵还介绍另一位有上层关系的共产党员赵中枢到第三国际东方部工作。赵中枢，即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赵丕廉的儿子。赵丕廉也是山西五台人，且与赵戴文的经历相仿，曾是留日的同盟会成员。他曾任山西国民师范学校校长、山西驻外代表、国民政府内政部次长、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等职。赵宗复和赵中枢这两个潜伏者，利用他们特殊的身份搜集情报，圆满完成了任务。 1933年初，赵宗复、赵中枢从绥远省政府那里搞到了一份从内蒙古到新疆路线、地形、地貌的考察报告，这为苏联红军在日军侵犯蒙疆时进入内蒙古行军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1937年5月，他们从北平、天津和日本获得了日军在华北的兵力部署情况和日本海军舰队组成情况及日军的运输能力等重要情报，随即经第三国际东方部转送到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 1937年，赵宗复毕业后便以特殊身份从事党的秘密活动。抗战爆发后，他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偕同赵中枢一起回到山西，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战动总会”）工作。这是一个由国共两党以及当时山西、绥远、察哈尔三省政府和各抗日团体组成的统一战线组织，直辖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行营，主任为国民党左派将领续范亭。中共代表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阎锡山代表为梁化之、王尊元、蒋右丞。赵宗复初任宣传部代部长，后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工作。 1938年初，行将被日军占领的山西被分割成无数块互不衔接的区域，致使第二战区政治部和山西新军各部、牺盟总会与各区分会、二战区总部与各军、省政府与各专员公署之间都失去了联系，在统一步骤、协调作战等方面产生诸多不便。在赵宗复的建议下，在第二战区政治部增设了一个“政治交通课”（后改为“政治交通局”），由战区政治部、牺盟总会具体负责组建，由赵宗复、赵中枢分别担任正、副局长。该局的主要任务是沟通战区政治部、省政府、牺盟总会和下属机构的联系，传送上下级之间的公文、信函，搜集日伪军情报等。 后来，山西的中共组织与阎锡山势力关系有破裂之势，赵宗复、赵中枢控制的这一机构也为阎锡山旧军势力所敌视。阎系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十九军军长王靖国以其“通叛”为由，于1939年12月命其下属将驻扎在隰县冯家村的“政治交通局”200余人包围在一个大院内，并抓走了隐蔽在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阴纫斋等7人。赵宗复挺身而出，堵在大门口，大声说：“我们是奉阎司令长官和赵主席（赵戴文）的指示，在这里驻扎的。谁胆敢再闯进院内闹事，引起的一切后果，要由你们负责。”随即，他急电父亲赵戴文，解了这次围。 赵宗复立即将此事向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作了汇报。王指示赵派人继续与第三国际东方部联系，并决定将没有暴露身份的赵宗复、赵中枢、阴纫斋、梁维书等人继续留在第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