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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市民化净收益和机会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在于，原先成员分工提供的家庭福利模式将发生改变，家庭义务劳动或转向市场购买。经估算，农民工市民化所带来的家庭劳动的市场化替代或将轻易超过GDP总额的10%以上，而市场机会将集中在儿童与老人的护理、儿童教育、医疗、餐饮、娱乐等领域。 本期主讲嘉宾：邱继成信达证券研发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相比政府主导的城市化的资源错配风险而言，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收益（机会成本的反面）计算看似不明确，但却客观存在，因为农民工每天都在做着这样的计算：要不要搬到城里，是举家搬迁，还是一家分开来城市化。理解他们决策的机会成本及福利函数极具政策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与净收益 首先，中国农民工市民化隐含的机会成本在于，农村家庭成员为家庭所免费提供家务劳动这一功能，因为搬到城里而无法维持或被迫转向市场购买。因此，对于农民工自身属成本项目，对于他人即是净收益。 这里所说的机会成本并非传统经济分析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即所谓进城成为市民或到城里打工的机会成本等于放弃了留在家里从事农业种植活动能获得的收益机会。如果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机会成本，那么，只要城里打工收入能够大于留在本地从事农业的收入，去城里打工或变成市民而放弃种植的选择即可被证明是合理与正确的。 我们所挖掘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的概念，是基于“城镇化，其实就是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即农民工以城市工商业为职业、把家安到城里来的社会过程。既然是安家，就要把分析的焦点集中于家庭这一最基本的单位，那么，2亿多农民工没有把家安在城市的真实成本在哪里？ 目前，外出打工家庭的义务劳动普遍是由留守农村的老人或夫妇分工完成的。原因何在？这是经济计算的结果。 从现状来看，农民工还没有把家安到城里，是因为他离不开农村老家成员对义务劳动的投入与支持，他在城里的收入还不足以使他在城里能购买得起可替代的服务和产品。这样的劳动服务包括小孩的照顾、煮饭、做菜、洗衣、卫生清理、老人的照顾、小孩的教育、上下学的接送等。根据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从其成员国家看，家庭成员所提供的这类义务劳动所计算出来的货币化价值可以占到GDP的1/3甚至以上。反观中国2亿多农民工家庭，如果我们有数据，从家庭的基本单元出发，一定能够看到，2亿多农民工里，不论他们选择的是一家两口出来打工，或一家只出来一个，抑或接孩子出来留老人在家，都是经过了成本—收益的计算，这其中，家庭义务劳动的成本福利，一定计算在内，且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那么，未来呢？ 随着市民化浪潮的推动，家庭迁往城市，原先成员分工提供的家庭福利模式将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变小，或赡养老人义务变重，因此，作为成本项中重要的一分子—家庭义务劳动由谁来承担或外部如何供给呢？如前所述，对于一个经济主体是成本，对另一个经济主体就是净收益。实际上，家庭内部义务劳动的外部化，即货币化的购买，是一个重要的内容。 农民工市民化需要考虑的，正是家庭成员所承担的这种内部的家庭义务劳动对于家庭福利和消费支出的积极意义。成为市民以后，原先在农村老家由留守老人或留守太太执行的义务劳动这一功能可能缺损或无法继续履行。另外，由于农民进城难以一起带老人入城照顾孩子、送孩子入托、上学送接、做饭、买菜等，而城市生活的压力将迫使夫妻都需全职工作，因此这些活动将不得不转向市场购买，这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费用，若为节省这个费用，农民工或必须携带老人一起入城落户，而这又势必增加租房或买房成本。不论哪一种情形，农民市民化的机会成本都是难以避免的。 这个机会成本也不是不能克服，但克服需要更高的收入，这取决于多方面的条件：农民投资于市民化的努力回报，例如教育和人力资本积累的迅速提升。外在政策也能够帮上忙，如保障房、廉租房、社保医疗和教育等。如果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收益能够超过义务劳动的市场替代成本，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就会轻松些。反过来，如果农民工自身的积累和努力的结果有限，政策扶持的力度也不尽完美，那么，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巨大。这个机会成本的产生正是由于我们没有将所看到的家庭成员提供家庭义务劳动的价值部分计算进来。而我们所说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机会成本正是这部分没有计入的重要家庭功能。 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认识，就是城市化是高收益净值的重要推手。尽管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户籍制度改革、社保医疗等政策都很重要，但比不过城市化的推动作用。城市化的本质含义就是积聚工商资源、汇集创新、吸引人才、创造高收益净值的机会。农民工市民化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其职业身份的选择和固定化，特别是他们向往迁移到产生高收益净值的城市里择业和居住。因此，城市错配的风险影响比较大，既影响国家发展进程，也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净收益估算 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