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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著向前 为了自然和生命之美 　　他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工作，总结出了生态毒理学的五大基本原理，并提出了联合效应广义理论和“互作态”的新概念；他是国际上最早系统开展复合污染生态学研究并取得重大突破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之一；他是我国污染土壤修复基准研究领域的开拓者，是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标准制定的首位倡导者，为我国尽早制订污染土壤修复标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还发展、完善了超积累植物的评判标准，提出了“未污染区也有存在超积累植物”的理论，在国际上率先开展了超积累杂草和修复花卉的系统筛选，首次发现并报道了龙葵、球果蔊菜和紫茉莉为镉超积累植物，并在其微观机理认识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他是我国迄今为止以通讯作者能够在Chemical Reviews上发表环境科学类论文的唯一一位学者。他就是著名环境学家、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周启星教授。 开拓创新，首推生态毒理学五大原理 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进程中，环境对开创人类文明和进步发挥着巨大作用。大气、水、土壤，江河、湖泊、湿地、农田、草原，都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森林、矿藏等资源又为人类的不断发展提供物质，最终创造了地球上的人类文明。但是，人类在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也对自己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近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迅猛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生态毒理学是环境生物学的一个分支。它研究有毒物质进入环境对组成生态系统的生物种群和生物群落所产生的生态毒理效应及其机理。环境污染问题出现后，促使传统的毒理学从研究毒物对生物个体所产生的效应扩大到研究毒物对生物群体所产生的效应。在此基础上，法国学者R.特吕豪特于1969年提出了生态毒理学的概念。 周启星教授对生态毒理学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总结、归纳并提出了生态毒理学的五大基本原理：（一）环境毒物的剂量-效应关系原理；（二）环境毒物的结构-活性相关原理；（三）毒理作用的多层次效应原理；（四）毒理生态动力学原理；（五）环境毒物的生态适应性原理。以上五大基本原理的提出，对于深化生态毒理学研究以及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多层次应用，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在生态毒理学领域，尤其是近年来周启星教授等在石墨烯的健康与生态系统风险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研究结果被国际著名刊物《Chemical Reviews》刊出，此研究结果堪称为国际环境界的一项重大进展。 周启星教授通过对金属-金属、金属-有机、有机-有机等污染物之间复合生态毒理效应及其微观机理系统而深入的实验研究，不仅阐明了复合污染生态效应与污染物之间的复杂定量关系，还创造性地提出了联合效应广义理论：复合污染生态效应决定于污染物暴露的浓度组合关系而非其本身的理化性质；它不仅与生物种和生态系统类型有关，还与其作用的生物部位有关；复合污染生态效应是矢量而不是标量，它不仅存在“毒性倍增”机制，还会发生“危害延时”和“危害增时”风险。在此理论指导下，他还进一步归纳出“互作态”的新概念并赋予定量化内涵与定义，并通过实验修 正了教科书中一直沿用的“协同作用”和“拮抗作用”原有定义中不完整甚至错误的提法，并得到有关方面认可。 周启星教授还首次从理论上提出未污染区也有存在超积累植物的可能性，并以沈阳未污染区40科160种农田杂草为筛选对象进行系统的室外盆栽试验，首次发现并报道了龙葵（Solanum nigrum）、球果蔊菜（Rorippa gobosa Turcz. Thell.）和紫茉莉（Mirabilis jalapa L）为镉超积累植物，从而证实了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方法的先进性，这在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以及生态修复理论上是一个较大的突破；在此基础上，周启星教授还成功地进行了污染土壤植物修复的实际应用，并对其超积累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实践上，周启星教授以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为重点目标，兼顾农药、石油烃和多环芳烃等有机污染土壤的修复，对镉超积累杂草进行其技术性能的多方挖掘和强化。为了解决生物量处理这一世界性难题，周启星教授率先开展了超积累花卉的系统筛选，首次发现紫茉莉（Mirabilis jalapa L.）为镉超积累植物。以根际圈理论为指导，较为系统地开展污染排异型杂草植物筛选研究，首次发现月见草（Oenothera biennis L.）为镉和铜污染排异型植物。这些重要工作和重大科学发现，为形成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基于植物修复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和开展环境调控实践奠定了基础，而且对于污染生态修复这一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尤其是他领衔所著的《污染土壤修复原理与方法》，作为国际上迄今为止系统论述污染土壤修复基本原理并全面介绍相关方法及其进展的学术著作，已对该领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