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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力度对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政治成本假说的考察摘要自习近平2012年11月上台以来，“反腐”一词日益深入人心。国企腐败问题，不仅直接关系到国企改革与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运行的稳定，更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国内外形象，并进而影响党的建设与执政地位。本文利用国家政治活动“反腐”这一外生事件，实证检验了政治成本对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发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本文从政治成本的视角考察了在经济发展过渡到新常态的过程中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因素。选取的“反腐”背景表明，当局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强化，提高了国有企业的政治成本，深化了对政治成本理论内涵的认识。通过分析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政治成本敏感性的差异，有助于厘清中国政治成本的制度根源及其作用机制。关键词：反腐力度；政治成本；盈余管理一、引言自20世纪80年代起，西方开始致力于盈余管理(Earnings Management ,EM)研究，盈余管理便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资本市场经历近二十年多年的发展，也相继出现了琼民源、成都红光、郑百文，以及近年的银广夏、蓝田股份等会计造假事件。国内外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失真现象一直以来是个难题。而会计信息失真的主要来源除了会计造假，就是企业盈余管理。盈余管理是一个与会计信息失真、投资者保护和会计准则制定等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因此盈余管理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更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它已经成为会计乃至金融、经济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两年来，反腐成为中国大众普遍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从政治成本假说的视角探究反腐对国有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于：首先，验证了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政治成本也会影响到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第二，证明了反腐等社会事件是企业政治成本的重要来源，拓展了传统研究讨论的外延，深化了对政治成本理论内涵的认识。第三，本文分析了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政治成本敏感性的差异。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下，考察政治成本对于盈余管理的影响有着重大意义，因为盈余管理直接影响着会计信息的质量，而会计信息质量的高低又会影响资本市场的效率以及资源配置的效果。面对如此重要且有趣的话题，近年来的研究却较少。主要原因在于很难找到合适的情境，研究设计上存在的潜在缺陷制约了政治成本假说检验的效力（叶青等，2012）。本文在研究设计上，首先借助“反腐”情景，巧妙地避免了内生性的困扰；其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住时间序列上的其他事件带来的混淆效应，使得因果关系更加明朗；再次，由于反腐是大势所趋，强化了研究结论的一般性与外部有效性。本文余下内容安排：第二部分对文献进行回顾，阐明研究动机；第三部分介绍制度背景，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报告描述性统计实证结果分析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结论和讨论。文献回顾与研究动机2.1盈余管理的概念、动机及经济后果2.1.1盈余管理的概念在学术界，盈余管理（earning management）是一个有20多年历史的研究话题，围绕盈余管理的研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HealyWaWen将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纳入到了盈余管理的定义中，也就是认为盈余管理是既包括应计盈余管理又包括真实盈余管理这两种管理方式的行为。对于应计盈余管理，国内外一些学者从其性质给出了定义。Johnson(1999)认为盈余管理是违法的，是企业管理者有意滥用会计政策法规的表现；而DechowSkinner(2000)却认为盈余管理是在准则允许范围内使用会计政策的合法行为；我国学者魏明海(2000)认为认定盈余管理为一个中性的概念进行学术研究会更有意义，这是他从“经济收益观”与“信息观”的角度考察盈余管理的定义得出的结论。还有学者从管理手段和实现目的的角度对应计盈余管理进行定义。对于盈余管理的目的，Schipper(1989)认为是管理者为了获取私有收益，且其实现手段是通过对外报告盈余进行会计调整；Scott则假定如果经营者可以自由选择会计政策，那他们会很自然的选择那些能够最大化自身效益或企业市值的会计政策，这种行为就是应计盈余管理；被我国学者(魏明海(2000)、吴联生(2009)、章卫东(2010)等)广泛采用的是HealyWahlen(1999)的定义，即盈余管理发生在企业管理层通过主观职业判断进行对外披露报告的编制或者通过构造真实交易事项变更盈余水平时，其目的是向公司股东传递能够误导其理解内部业绩的信息，或者影响其他与公司存在契约关系的博弈结果气具体而言就是通过选择会计政策、变更会计方法等改变应计利润以误导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对于真实盈余管理的定义，Schipper(1989)认为其是通过控制企业投资时间或改变其他财务决策来调整报告盈余的行为,她仅从投资活动及时间的选择来定义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