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道与治道_60457.docVIP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 《政道与治道》之第一章“政道与治道”（牟宗三） 第一章 政道与治道 1 第一节 论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之取天下 1 第二节﹑论世袭制之为政道 6 第三节﹑论礼运篇所记孔子大同小康之说道 12 第四节 孟荀及此后诸儒之观念 16 第五节 立千年人极之义理规模 24 第一章 政道与治道 第一节 论封建贵族政治与君主专制政治之取天下 　　政道是相应政权而言，治道是相应治权而言。中国在以前于治道，已进至最高的自觉境界，而政道则始终无办法。因此，遂有人说，中国在以往只有治道而无政道，亦如只有吏治，而无政治。吏治相应治道而言，政治相应政道而言。 　　人类自有史以来，其政治形态，大体可以分为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以及立宪的民主政治。（马克思从经济立场分为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制，以及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彼以经济决定政治，倒果为因，而人类表现精神，实现价值的奋斗，遂泯灭而不见。今兹从政治形态方面言，不从经济方面言，则人类表现精神实现价值之奋斗自可豁然。）从政治形态方面以言中国文化史尤见贴切而合真实。如果立宪的民主政治是一政治形态，有其政道。则封建贵族政治，君主专制政治，亦各是一政治形态，亦当有其政道。如是，吾人可进而论中国以往政道之意义。 　　政道者，简单言之，即是关于政权的道理。无论封建贵族政治，或君主专制政治，政权旨在帝王。（夏商周曰王，秦汉以后曰帝。）而帝王之取得政权而为帝为王，其始是由德与力，其后之继续则为世袭。吾人论以往之政道，即以开始之德与力及后继之世袭两义为中心而论之。 　　开始时之德与力，即其人个人必积德，必具有相当之正义与理想，依此而足以吸众，并足以伸大义于天下。此为一时代是非善恶之标准。已有“势籍”者，（势籍即天子之位。）如其个人无德，不足以代表正义与理想，则即坠落而腐败，纯为物化而不能自持，如是则人心离之，指之以非与恶。然徒个人有德，并有正义与理想，而无力以实之，则有政权者之坠落腐败之物化势力，胶着而固结，并不能随之而消失。其物化势力之盘根错节，既不足以表现精神，实现价值，而且成为精神，价值，光明，理想之莫大障碍。此时如无武力以冲击之，则自己之正义与理想既不足以广被于天下，而对方之腐败与民众之冤苦不足以解除而得救。如是，武力之冲击有时是必要的。它足以打散胶固，而使光明呈现，精神透露。黑格尔既以此而说战争之价值。此种打散腐败势力之胶固之战争，在中国以前即曰“革命”，或曰“马上得天下”。此亦即俗语所谓“打天下”也。（当然纯任德而不用力是可能的。然在以往政治范围内，有力而不用可，然不能无力。若纯注意个人之修德，以向往内在而无限之道德，或以无限之忍耐牺牲，籍教化以转移对方，而决不肯诉诸武力，则即成为圣贤或宗教家。然政治人物之表现理想，则常无此耐力，其积德亦不是纯在个人之修德以向往内在而无限之道德，而是在解决一客观问题或时代之症结。圣贤宗教家之无限忍耐与牺牲，其德境虽至高，然于问题之解决，则常无力。此或即圣贤宗教家与政治家两种人格在原则上必须并立之故。） 　　革命一词，在中国来源甚古。所谓“汤武革命应乎天而顺乎人”，则革命之观念及行动，在商汤时即已具备。商汤伐桀，革夏桀之命，周武伐纣，革商纣之命。皆因革命而取得政权。是以革命者变更政权，取得政权之谓也。“马上天下”，则始自汉高祖刘邦。此亦即革命也。然其中有一特殊内容，即以布衣而得天下，此在当时观之，是旷古以来所未有，故亦为历史上之一变局。然其主要意义，则为象征封建贵族政治之正式结束，以及君主专制政治之正式开始。史家称此为秦汉大一统后之局。 　　以布衣得天下，一方表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方表示以个人行动之方式（英雄主义）打天下。然则汉以前，则为以氏族部落之方式取政权。封建贵族政治即由氏族部落之统制与被统制而演成。孔子删书断自尧典，而寄托其政治上之深远理想于尧舜之禅让。极称尧舜之盛德与无为而治。孟子道性善，亦言必称尧舜。儒家称尧舜是理想主义之言辞，亦即“立象”之义也。未必是历史之真实。此亦正反显当时之史实不可得而确解也。当时之氏族统治，或许尚未成为定形。当时之氏族社会，或许尚未进入父系家长制。儒家以“立象”之义称之，是将政治形态之高远理想置于历史之开端。是将有待于历史之发展努力以实现之者置于开端以为准则。至乎夏禺传子，则已进于历史事实矣。孔子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之足征不足征，即示已归于历史之事实，而非可以理想主义之言辞以义断之也。夏禹以氏族部落统治，传子继体，至桀而止。商汤伐桀，以氏族部落统治，传子继体，至纣而止。武王伐纣，以氏族部落统治，传子继体，名义上是八百年，实际上是西周加上春秋初期共四五百年耳。春秋战国是转变时期：封建贵族政治渐趋崩解，君主专制政治，军国主义，渐趋形成。此转变期结束于秦，氏族部落之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