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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儒学的传播方式 娜日娅 （内蒙古师范大学 青年政治学院双语系，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有元一代，儒学在国家“教化”政策推动下，渗透到了社会各个群体。从而其传播也成为完善元代政治制度、 教育制度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元代儒学主要是通过书籍、科举、学校等三个渠道来传播的，具体体现在经籍的翻译、 科举的程序和内容，以及教科书的选择与阐释上。 关键词：元代；儒学；传播 中图分类号码：I207.9 文献标示码：A 从 1206 年成吉思汗创立蒙古帝国、1227 年灭西夏、窝阔台 1234 年灭金到忽必烈 1279 年灭南 宋，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统一。元朝的统一使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冲突、融汇达到了一 个新的阶段。宗教之再澄清、民族之再融合、文化之再普及促进和深化了元朝的汉化进程。随着儒 学在政治文化领域主导地位的确立，其传播也得到了一定的普及与发展。那么，儒学的基本概念是 什么？追根溯源，儒学是春秋末期由孔子确立的，以伦理道德思想为核心，以“仁”、“礼”、“命” 三个基本范畴构成的观念体系。儒学的基本思想特质和理论结构在先秦就己形成，汉代以后的儒学， 基本上是沿着对儒家经典的训解和对儒家思想的阐释等两个学术内容发展而来，前者是儒学的学术 基础—经学，后者是儒学的理论形态—儒家哲学。正所谓文学和哲学是近邻，经学和儒家哲学是相 辅相成的。儒学正是在二者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相互推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自汉代独尊儒术 以来，儒学虽涉及法律、宗教等领域，但伦理道德一直是其主要功能。有元一代，儒学在国家“教 化”政策推动下，通过国家颁布之经义、民间载道之译文、启蒙之读物的多种渠道，渗透到了社会 各个群体。从而其传播也贯穿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成为完善元代政治制度、教育制度的必不 可少的工具。元代儒学主要是通过书籍、科举、学校等三个渠道来传播的，具体体现在经籍的翻译、 科举的程序和内容，以及教科书的选择与阐释上。 一、翻译传播 儒家经典，世称“十三经”。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 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就儒家经典被确立 之过程，明顾炎武曾简要概括说：“自汉以来儒者相传，但言五经，而唐时立之学官，则云九经者， 《三礼》、《三传》分而习之，故云九也，宋时程朱大儒出，始取《礼记》中之《大学》、《中庸》， 及进《孟子》以配《论语》，谓之四书。本朝因之，而十三经之名始立。”[1]自古以来，儒家经典 作为儒家政治活动和教育活动的依据和内容，逐渐成为了儒家的学术标志。而且儒经作为儒学学术 基础的载体，也成为元代儒学传播的主要载体。 元代儒经之蒙译原因有二：第一、维护统治的需要。文化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如要统治具有悠 久历史和高度文明的农耕民族，必须讲究一套统治之术，而中原王朝在此方面有较丰富的经验，儒 家经典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圭臬，颇具教科书的功用。另外，儒家经籍所体现的君臣有义、父子 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秩序和蒙古族传统思想在某些方面不谋而合，而且这 种伦理秩序是农业社会生活秩序的基础，因此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秩序来维系元朝的社会生活 秩序也算是达到“以汉治汉”的目的了。第二、文学交流需要。元朝的统一为蒙汉两种文化提供了 广泛交流的机会，而文学文献交流是元代蒙汉文化交流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儒家经籍作为汉文化 的典范，当然是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民族若想了解另一个民族的文学，必然会首先关注其最 具代表性的著作，于是儒家经籍就成为蒙古族了解和学习汉文化的首选典籍。可见元代蒙古族接受 1 和翻译儒经是有明显的目的性的。 元代不仅有特定的翻译机构和出版机构，还有数量较多的翻译人员。元朝为皇室服务的翻译机 构为艺文监，内八府宰相及蒙古翰林院。而专门负责儒书之蒙文翻译及儒书之校勘的为译文监。译 文监始置于天历二年，秩从三品，后改为崇文监，由翰林国史院统领。分别置太监二员、少监二员、 监丞二员、典簿一员、照磨一员、令史四人、译史一人、怯里马赤一人、奏差二人、典吏三人、监 书博士二员、书吏一人。最高长官为太监，从三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