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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 　　理论上一般将洗钱罪的基础犯罪称之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还有称“先行犯罪、前置犯罪”)，洗钱罪称为基础犯罪的“下游犯罪”(还有称“后发性犯罪”)。本文从我国立法规定的洗钱罪上游犯罪进行分析，结合国际社会有关洗钱罪的立法体例，提出逐步拓展我国洗钱罪上游犯罪规定的必要。 　　一、国刑法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规定 　　上游犯罪是洗钱罪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性犯罪”，与洗钱罪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没有“上游犯罪”这一基础犯罪就不存在洗钱罪，各国从不同的角度对此作了界定。我国刑法修正案(三)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效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该规定将“对象性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这一规定限制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外延。 　　二、外关于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立法体例 　　国外对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立法体例大致有三种： 　　(一)单一的“上游犯罪”立法例 　　单一的“上游犯罪”，又称为狭义的上游犯罪，即将“上游犯罪”范围只限制为毒品犯罪。如第一个惩治洗钱活动的国际公约，这也是联合国制定的唯一的惩罚涉及跨国洗钱犯罪的国际刑法规定——《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就明确规定洗钱罪的上游犯罪仅限毒品犯罪。该规定的初衷是因为认识到打击洗钱行为对遏制毒品犯罪的必要性，打击洗钱行为才能使毒品有组织犯罪“生存链”被截断，以更好的维护社会政治、经济稳定和人类幸福安全。但由于其范围太窄，不利于打击日益严重的洗钱行为，不能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前联合国秘书长就曾指出，如果只对某些洗钱行为加以禁止，而对另外的洗钱行为不予禁止，会造成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尤其在刑法中，既不利于维持法制规则，也不利于国际合作[1]。因此，为了加强国际合作，打击洗钱行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已将这种单一的上游犯罪予以淘汰。 　　(二)适中的“上游犯罪”立法例 　　适中的“上游犯罪”，即将“上游犯罪”的范围限制为某些特定的犯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不仅限于毒品犯罪，而是有限度的扩大，这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所采用。如加拿大的《刑法典》第462-31节规定，作为洗钱罪对象的钱必须是“得自或者通过交易来自企业犯罪(enterprise crime)或者特定的毒品犯罪“，这一规定表明，洗钱的对象除了毒品犯罪收益以外，还包括清洗企业犯罪收益(所谓企业犯罪，是指刑法上规定的其它能够产生非法盈利的经济犯罪，包括：证券诈骗、破产诈骗、贷款诈骗、敲诈勒索、伪造、以保险为目的的纵火和非法赌博罪等);英国将洗钱的对象性犯罪限定为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法国则将其限定为毒品犯罪和淫媒犯罪[2]。另外，德国、印度尼西亚等也均采用了这种立法例，如前所述，我国也属于此例。 　　(三)广义的“上游犯罪”立法例 　　广义的“上游犯罪”，即将“上游犯罪”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犯罪。如菲律宾、意大利、俄罗斯和瑞士，瑞士《刑法》第305条规定：“任何人，明知或者应当怀疑财产得自犯罪行为，而实施的可能破坏对于该财产的来源的侦察、财产的追查或者实施的没收行为的，应判处监禁或者罚金。”[3]这种立法体例大大拓宽了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对打击洗钱行为以及其他涉及财利的犯罪行为具有重大意义。 　　从世界范围反洗钱犯罪立法的实践来看，对上游犯罪范围不设限的发展趋势。1998年出台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2003年出台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法律文本就做出了明文规定，欧美许多国家在国际反洗钱立法及国际组织的推动下，已经纷纷放弃了限定上游犯罪的做法，并在各自的辆立法中予以明确。 　　三、展洗钱罪上游犯罪范围的必要性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是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补充规定“恐怖主义犯罪”作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洗于罪上游犯罪有根据国际国内形势进行补充、完善的先例，拓展其上游犯罪是可能的。我国目前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限定为四类犯罪是，有一定的现实必要性，但根据我国目前的犯罪形势来看，拓展洗钱罪上游犯罪也应当纳入我国立法考虑之中。 　　(一)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是全面打击刑事犯罪的需要 　　现行刑法将洗钱的对象限定为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但在洗钱行为已直指各种具有严重危害性的财利性犯罪的当前，不以洗钱罪定罪量刑，使国家和社会的利益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保护。我国现行刑法的这种规定使得大量洗钱行为逃脱了应有的刑法处罚，而大量洗钱活动的成功，又促进了上述各种犯罪活动的屡禁不止，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无疑有害于对刑事犯罪的全面打击，也有悖于刑法的价值目标。 　　(二)展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是刑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