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6.docVIP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陈卫东 刘计划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改革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原有的刑事审判方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现行刑事诉讼法)适当地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根本变革中，法官的司法调查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法官角色的转换，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方式，因此，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庭前审查的程序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为实体审查，即人民法院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必须将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一并移送受诉法院。法官在审查公诉时，不仅全面阅卷，而且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109条的规定，还可以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和鉴定等一系列补充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的司法调查活动。在庭审前积极进行的这种庭外调查，使法官代替起诉方进行调查取证，承担起追诉的角色。法官不自觉地产生追诉倾向，使他无形中与被告人形成对立。并且这种实体审查势必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开庭成为走过场。因为审查后一旦决定开庭审判，法官就已对被告人有罪，有何罪形成确信，甚至如何处刑也已“胸有成竹”。更为荒唐的是，有的在庭审前即已制作了判决书，庭审后一读了之。庭前审查即解决了法庭审判阶段才应解决的问题，这就把庭前审查同法庭审判混淆起来，庭审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庭前实体审查以及法官带有追诉性质的司法调查，其严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庭前审查不改革，庭前调查权不取消，审判方式改革必然成为一句空话，无从实现。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这一程序的同时，将原来的实体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即第150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据此，是否具备法定的几个要件， 即成为能否开庭审判的充要条件。这几个法定要件是：具备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据以认定犯罪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只要并且只需具备这几个法定要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也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就一改原来的实质性审查而为形式上的审查。这种形式上的审查禁止法官在开庭前就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废止了原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的庭审前的司法调查权，法官在开庭前不得再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司法调查活动。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没有采起诉书一本主义，但就审查公诉的程序化改革而言，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今世界各国对公诉审查程序规定各异。一些国家实行预审制度，但其预审组织与审判组织是截然区分的，预审法官不允许参加法庭审判，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体审查产生的弊端。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不断地弱化庭前审查程序，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采预审制，而是走上了改革并弱化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将审查公诉程序化，只要具备法定的开庭条件，就应决定开庭审判。这一改革防止了先定后审，有利于减少法官预断的产生，有利于控辩双方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程序性审查要求法官把精力集中在庭审阶段，其职责是主持、指挥庭审的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判断核实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 　　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时，只需就法定的几个要件进行审查，加之法庭审判中将由公诉方举证，因此，检察院除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外，不再将法定的书面起诉材料以外的案件材料和证据称送受诉法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法官产生预断。这里需要明确的概念是：“证据目录”指公诉方将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之目录清单。“证人名单”包括各证人的姓名、住址、通讯处等。“主要证据”指对案情的认定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判决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对主要证据是物证的，应当提供照片;对主要证据是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应当提供复印件;对主要证据是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供复制件。当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时，人民法院有权要求检察院补充材料。检察院不予补充或者经过补充仍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应赋予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权力;检察院对被驳回的起诉亦应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之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仍有可能导致法官某种程度的预断，因为法律没有对审查公诉的法官能否参加法庭审判作出规定。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审查庭，专门负责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审查公诉的法官不得参与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