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与抵抗.docVIP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苏熠慧 　　原载《社会》2011年第6期　　摘要：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关键词：家务劳动；劳动过程；控制；抵抗　　*作者：苏熠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E －mail：shadowblue＠163.com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获得清华大学“黑格尔读书小组”各位老师和同学的帮助；文中涉及的访谈均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定性研究方法”课程的家政工研究小组成员完成，小组成员有苏熠慧、金舒衡、鲍程亮和黄皓怡，在此一并致谢。　　一、既往研究以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女性逐渐走出家庭，进入公共生产领域。这些女性一方面需要通过工作来赚钱补贴家用，另一方面仍需照顾家庭。　　来自工作的压力往往夺去她们照顾家庭的精力，出现了所谓的“照料危机（crisisincare）”，即现代社会的女性疲于工作，导致家务无人承担（Glenn ，2000：84）。而家政工（domestic worker ），便是现代社会回应“照料危机”的产物之一。19世纪，英法等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开始雇佣农村的年轻劳动力从事家务劳动（Rollins ，1985：31），家政业开始作为一种产业出现，家务劳动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可以购买和消费的商品。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全球化逐渐将发展中国家的女性变为发达国家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Rollins ，1985：38－59；Parrenas，2001：23－37；Hondageu－Sotelo，2001：3－29）。　　与此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积极地在本国内推动家务劳动的商品化。在中国，家务劳动的商品化进程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后如火如荼地展开的。处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仅有少数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拥有特权长期聘用“阿姨”或“保姆”处理家务。那一时期的“阿姨”或“保姆”与高干／高知家庭的关系并不是市场雇佣关系，因为她们的薪金纳入计划经济体系，由国家分配给高级干部的津贴支付（Yan ，2006：10）。但那个时期的女性，同样承受着公共劳动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Yan ，2008：25－80；高小贤，2005：153－171、金一虹，2006：169－193）。这种双重负担在80年代被社会舆论解释为知识分子阶层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冲突（陈宝明、孙自俊，1983：34－37）。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使农村妇女大量流入城市，其中的一部分成为帮助知识分子家庭解决脑力与体力冲突的新一代“保姆”（Yan ，2008：53－80）。　　为了规范保姆的就业市场，北京市妇联在1983年成立了中国第一家家政公司——“北京市三八服务中心”。此后，在各省市妇联的协助下，各地的家政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这些家政公司在帮助各地区的农村妇女与城市家庭建立雇佣关系方面发挥了极积的作用，“家政服务员”和“家政服务业”也孕育而生。1995年，国家劳动部以劳部发（95）396号文件将“家政服务员”列为新兴技术工种。2000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将“家政服务”列为一种职业。据统计，中国现有大约2000万家政工和60万家家政服务机构。　　什么是家政工？他们与产业工人有什么相同之处？他们与雇主的关系与传统的“主仆”关系有什么区别？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家政服务从业人员（家政工）指的是“根据要求为所服务家庭操持家务、照顾儿童、老人、病人、管理有关事情的人员”。3包括我们俗称的“保姆”、“月嫂”、“清洁工”等为他人提供各种家务劳动的被雇佣者。家政工与产业工人的相同点在于他们与雇主之间的雇佣关系（employer－employee relationship ）。雇佣关系意味着，家政工与产业工人一样，其劳动为有酬劳动（paidwork），其劳动力作为商品（commodity）在市场上买卖，即他们与其劳动力购买者（工业资本家或雇主）之间存在着市场雇佣关系。市场雇佣特征将家政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与传统“主仆”关系区别开来。　　首先，主仆之间在法律上是从属关系，而雇佣双方在法律上则是平等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人对仆人享有“家长支配（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