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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低保制度、可持续生计与资产建设 （Urban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Schem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Asset Building According to the social policy theories, all of the social policies are not “all-powerful”. When the potential of a policy has be scoop out to equal extent, probably, the trend of the policy’s future development would be reconsidered, and transformed toward other more fit directions in good time. With the Minimum Living Standard Scheme, this paper would discuss these problems about it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s, our visual field will also expand from pure social assistance to the whole social policy of anti-poverty, include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Asset Building”. 关键词 城市低保（Minimum Living Standard Scheme for Urban Resident）、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资产建设（Asset Building） 1993年在上海首创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今已经12个年头11年，这项制度帮助中国在减缓城市贫困、稳定社会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得到了政府和公众的信任，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20世纪末以来失业率的上升和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际上也面临着同样的或类似的问题。 这几年，实际工作部门为解决这个问题上可谓绞尽了脑汁。在现行城市低保制度中，针对这些问题已经进行了什么样的政策设计呢？申请者从申请到批准，要过社区、街道和区县民政局三道关；在向社区递送申请书时，要同时附上户口本、身份证、收入状况证明、就业状况或求职登记证明、各类社会保险证明、疾病或伤残证明、劳动能力评定等等“必备要件”；负责家计调查的社区干部会走访其邻居、亲友、同事等几乎一切可能了解其家庭经济情况的人，进行调查；在发现光了解其家庭收入实际上难保百分百准确以后，就开始强调在可观察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层面上进行求证并使之合法化，于是明文规定了若干“不得享受”的严格界限；上述所有的条件都符合了，还要在社区中进行“民主评议”；评议通过后，在逐级上报之前还要在社区里被张榜公布2—3次，甚至在一些地方已经做到对低保对象和申请者“常年张榜公布”；任何人对其家庭经济情况有疑问，都可以以上访、电话或信函的方式进行举报，使其面临再次被调查的窘境；即使被批准可以领取低保金了，还要定期（2—3个月一次）向有关部门报告其家庭经济状况和求职的进展情况……这样的行政程序已经足够严密的了。但是，基层干部还是常常以自责的口吻谈起这块“心病”，表示“核查”难做因而对其效果不甚满意。对此，似乎应该回应，你们已经做得够好的了，再在“严格要求”上做文章就有“强迫症”之嫌了。中国有句成语叫“物极必反”，所以对制度的效用也好，对制度实施时必要的限制条件也好，似乎没有必要追求“极致”。 虽然上述行政程序除少数是“中国特色”（如张榜公布）外，其他都符合国际惯例。但是，如果你进行“换位思考”，或者超脱地站在旁观者或第三方的立场上进行观察，你会发现，这不啻是一场制度实施者与求助者之间的博弈（既包括智商，也包括情商或别的什么“商”）。在低保制度仅仅为改善贫困家庭的吃穿住行等最起码的生存条件时，这些问题并不怎么突出，因为实际从这项制度得到的实惠并不十分吸引人。但是，当低保制度的外延不断扩大，将医疗、住房、子女教育、冬季取暖等等问题都纳入低保的实施范围时，这些潜在的问题就逐渐凸现出来。譬如医疗，当相当一部分城市居民都被现行医疗保险制度排除在外时，只有低保对象能得到医疗救助，这对收入略高于他们的20%低收入群体50%左右。但是，因为低保制度的含金量日增，是否逐渐地使这部分人形成“福利依赖”？低保制度的受助者可能因为不愿放弃如此之多的“福利待遇”，宁可选择不就业或少就业。而且现在低保制度的设计对促进工作积极性是不利的，因为低保对象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