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方言差异多于北方的原因探究.doc

南方方言差异多于北方的原因探究　　　。现代汉语各方言之间的差异表现语音方面尤为突出。　　　，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利，一条山脉或河流，往往就会造成人们的分隔， 而人们使用的语言便带上了方言的特色，这里的山川河流也就成了方言分区的界线。　　 从地理上看，北方多平原，东北、华北、华中三大平原，交流方便频繁；而南方多山，信息交流不方便，与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也有自然阻隔。交流少了，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影响也就小了，语言发展各成一脉，长时间的演变就显露出方言的差异，因此有“南繁北齐”的说法。比如广西南部的连绵大山，在现代方言分区图上便成了粤方官和西南客家方言的重要分界线。　 而河流对人的日常生活的影响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两岸人民往来的屏障；另一方面利用河流的舟楫之便，沿岸的人民便于相互联络。周振鹤先生认为只有当“河流和政区的界线重合的时候，河流对方言的分区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有人认为河流对于方言的影响也同样不能忽视。粤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在珠江流域不管是三江汇合处的广州、东江的东莞、北江的韶关还是西江流域远到南宁，口音都相差不大，而不在珠江流域的台山、阳江等地和以上地区则差得远一些。闽南语也差不多，基本上泉、漳、潮、海陆丰四地的口音差异都是跟河流流域的分隔紧密相关，而河流入海口离得近的地方两地的口音更容易趋同，比如泉州的晋江和漳州的九龙江入海口很近，泉漳两地的口音就合成了一个较高共性的片区。相对而言，南方的水源要比北方丰富得多，因此这也是南方方言更多的原因之一。　 二、政权中心与方言差异　 方言分布于或大或小的区域，通常由许多小方言组成。区内的小方言之间有的彼此比较接近，有一种权威口音不断对小方言施加影响；有的则分歧很大，各自为政，缺乏权威方言的影响。就整个中国来讲，最大的权威方言恐怕就是政权中心的方言。比如先秦时期，即使各地言语不通，但还是存在“雅言”作为标准音，当时即为“夏言”，是周王室所用的方言。西汉杨雄作《方言》以充分研究各地方言，但他同时十分重视对雅言的研究，追本溯源，详尽阐释，因为他很清楚，研究方言是为研究雅言服务的。如:《方言·卷一》:“脩、骏、融、绎、寻、延，长也。陈楚之间曰脩，海岱大野之间曰寻，宋卫荆吴之间曰融，自关而西秦晋梁益之间，凡物长谓之寻。《周官》之法，度广为寻，幅广为充。延、永，长也。凡施于年者谓之延，施于众长谓之永。”《方言·卷一》:“允、訦、恂、展、谅、穆，信也。齐鲁之间曰允，燕代东齐曰訦，宋卫汝颖之间曰恂，荆吴淮泊之间曰展，西欧毒屋黄石野之间曰穆，众信曰惊。《周南》、《召南》、《卫》之语也。”这里确立的周秦书面语体系就是汉语的雅言体系。扬雄极力宣传秦方言在汉代各方言中的重要地位，目的在于给人们树立起雅言的楷模，使人们了解雅言、学习雅言，有意识地向雅言靠拢，以便早日消除语言交流的障碍。雅言和方言的关系应当象月亮和星星一样，星星环绕在月亮周围，方言也应当以雅言为中心，规范它的词汇和用法。由此可以看出政权中心的方言对其他地区方言的影响。　　 当然，首先是地域环境决定了政权中心的选定。北方多平原，南方多丘陵，这点在前面已经作为导致方言差异的根本原因提及，而它也是决定中心区域选定的原因。这就不难理解以前中国的中心基本在北方。　 古时的中国即为中原，大致是以河南地区为中心扩散，南方离政治中心太远，阻碍其语言交流与融合发展。秦始皇一统中国后，定都于偏西部的咸阳，之后的朝代中由于环境恶化的因素沿黄河流域转移到了北部（燕京，最南也就是开封），而南方（东夷、南夷）仍然没有在大一统范围内（包括文字），这就是其语言也没有统一的原因。　 从三国前后，北方大部分地区就被统一在一起，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较为迅速，当时首都多订立在北方，朝廷的“办公语言”就使用北方方言，比较统一。很多外地来京任职的官员都要特意的去学习北方话，渐渐形成了一种学习北方方言的风气，以前叫“官话”，所以北方方言相互之间的区别不大。而南方政权就比较分散，经济不是特别发达，多以农业为主，加上交通不便利形成了很多地域性强烈的语言。　 此外，每次政治中心的迁移都会引起大批官方人员包括其家属迁移，在此过程中当地的语言文化也在迁移。而政权迁移本身就是为了便于统治，这样一种大规模的代表国家权力的集团将他们的语言等文化带到新的政权中心，势必引起当地的语言变化与融合，使得其也变得官方化，统一化。　　　　　　东北各地的方言可以相互通话无碍这主要是由于移民在短期内完成东北的绝大多数人的祖先都是近代山东、河北、河南等省的移民后裔，其中主要来自山东（约占88%），而这三省方言本来就基本可以通话。　　　　 此外南方的情况较为复杂，是多山地形与不同时期移民分别占据不同地域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根据前面的分析，以前的中国政权中心大体在北方，南方属于蛮夷之地，是流放、贬谪的地方，北方的执政者常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