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追求、自觉接受及主动结合-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历史演进.docVIP

理性追求、自觉接受及主动结合: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历史演进[摘要]董必武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大”前，董必武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演进呈现出独特的发展历程：董必武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理性追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现实运动、历史反思和新书学习中自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接受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的主动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董必武；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一个思想自觉、行为主动的过程。董必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体现着思想信仰上的理性追求、理论学习上的自觉接受和实践行为上的主动结合，本文主要探讨董必武的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民主主义思想的理性追求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境前提是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存在和理论接受，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因人的生活经历和思想选择不同而有所差异：有人开始接受的新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是经过简单的比较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人是经过长期地审慎地比较选择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由此而后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各有不同：有人接受的快也并能终身为之奋斗，但也有迅速接受而转身放弃的；有人虽经过简单比较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也能始终不渝，但也有因简单的认知而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决裂的；有人尽管经过审慎选择但最终还是疏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更多的是选择了坚守。董必武接受马克思主义是经过长期审慎后自觉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终身为马克思主义事业而奋斗。董必武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较早萌生了民主主义意识并且始终理性追求民主，董必武的民主主义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朴素的民主主义意识萌生。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董必武，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主因子的影响，在旧的仕途道路上始终具有民本情怀，旧中国加授予民众的苦难使他萌生了朴素的民主意识。1895年董必武在麻城县读书时听说了麻城县的“教案”，对这件事非常愤怒，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由此引起了对洋人的不满，仇洋人了。”[1]1898年黄安县的抢谷风潮激发了董必武对豪绅地主的义愤和对穷苦农民的同情。1903年董必武考中秀才前后发生的两件事使董必武“从此恨死当官人”[2]。报考武普通学堂受辱进一步加深了他对清朝腐败政权的仇恨。洋人的霸行和清王朝的腐败对董必武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他萌发了改造旧社会的思想，“萌生了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3]。 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1905年董必武考取湖北省文普通学堂，正是在这一时期，接触到了新的思想，使他朴素的民主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1905年董必武在等候开学的日子里住在日知会的宿舍里，在这里，他读到了许多在家乡见不到的新书和报刊，眼界为之大开。他除了在日知会阅读书报，还参加星期天举办的演讲，日知会所宣传的新思想深深打动着董必武，使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道路。先是受《新民丛报》的影响，使董必武对西方列强的侵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对他的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为了救亡，他开始崇信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的维新改良。后来，受革命党人刘静庵的影响，经过多次交谈，刘静庵成了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思想的启蒙老师。“我的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新团体，但我不想参加，可我是一个好学生，总是阅读我能够弄到手的新杂志和报纸。”[4]正是这些“新杂志新报纸”改变了董必武的思想认识。自从深入研究了同盟会办的《民报》、《湖北学生界》《警世钟》《猛回头》等书籍后，董必武深受民主革命先驱的爱国热情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研究了两派的纲领和主张之后，使董必武彻底抛弃旧的仕途思想，也摒弃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宪政思想，转而接受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完全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思考问题，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转变。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和民主主义思想的困惑和思索。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3日，董必武直奔武昌，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我尽快地赶去参加起义，三天后我到达武昌，就打定主意参加工作了。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持续不断地以从事革命工作为职志了。”[5]1911年12月，同盟会湖北支部吸收他为同盟会会员，并“参与重新逐渐同盟会湖北支部，被推为支部评议部评议员。”[6]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拜见孙中山并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董必武参加“护法运动”，但是护法军“内部残杀屡屡发生，实际是为护法运动敲响了一记警钟，是辛亥革命失败的又一重要标志。”[7]当时的董必武虽没有认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