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辛弃疾散文艺术特色.docVIP

浅论辛弃疾散文艺术特色摘 要：辛弃疾的词作无疑是其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部分，但其散文创作亦很杰出，然而由于作品的大量散佚，使得后人难以对其散文的创作成就作出确切的评价。本文拟从人格与文格的统一、兵法与文法的融合、学养与笔力的造形等三个角度对其散文作品中所具有的艺术特色进行简单的论述。 关键词：辛弃疾散文 艺术特色 立意宏伟 切中时务 结构严紧 章法缜密 文采斐然 善用比喻 作为豪放派的代表作家，辛弃疾的词作无疑是其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部分，但其散文创作亦很杰出，特别是著名的《美芹十论》、《九议》等文章，在当时的文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南宋散文的杰出代表。然而历代学者对辛弃疾的散文都未予以深入的研究，其作品的大量散佚是形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以至于后人难以对其散文的创作成就作出确切的评价。幸有当代学者邓广铭先生补录校订的《辛稼轩诗文钞存》现世，为我们了解辛弃疾散文的一些特点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全书共收录了辛弃疾的十七篇散文，其中包括奏议八篇、启札四篇、祭文两篇、题跋两篇、上梁文一篇。这与宋代的其他散文名家相比，虽数量不为多，体裁亦不丰富，但仍不难看出其在艺术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人格与文格的统一：立意宏伟、切中时务 一个作家创作风格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因素，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作家的个性、阅历以及他的政治理想等。同样，辛弃疾的散文在立意、境界与格调等方面所具有的风格特色，同他的经历、思想、抱负、学识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但他出生时北方已沦陷于金人之手，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1]（P1），却素怀复国之志，一直希望有机会“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2]（P1），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常常带着他“登高望远，指画山河”[3]（P1）；同时，辛弃疾亲眼目睹了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把抗金复国作为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在辛弃疾现存的十七篇散文中，竟有十五篇是表现“雪耻报国”“恤民爱民”的文章，其中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美芹十论》、《九论》等已为人们所熟知，自不待言，即便是那些应酬文字乃至游戏之笔，也都表现着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因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抒情散文，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字里行间无不流露着其忧国忧民的情怀以及无可奈何的悲愤心情。文中“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4]（P53）的表白，固然是其爱国之心的直接坦露，而那“抛梁西，万里江湖路欲迷，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5]（P53）则以汉代被弃置的飞将军李广自比，抒发内心那种“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6]（P53）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使人见出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与忧国之愤，这与那些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如《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军事、物资、地理等方面比较敌我双方的实力，建议朝廷“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等，这些议论文字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务实的精神、宏伟的气度、开阔的视野，以及对国家前途极为深沉的忧虑。 正因为辛弃疾是一位民族英雄和抗战实践家，所以他的散文与那种为文而文的作品或应科制举的策论等并不相同，它不是有意识地进行文学创作的结果，而是作者呼吁抗战、谋划收复中原、亲身参加实践的产物，是抗金斗争的艺术结晶。同时，辛弃疾的各篇散文的结撰，都是根据当时抗战复国斗争形势的需要写成的，因此，文章既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李濂在《批点稼轩长短句序》中谓辛文“皆切中时务”，确是中肯之论。 关心现实、干预现实、反映现实是一切进步作家的共同特点，也是古代文学的优良传统，散文史上的许多名家无不强调文章与现实的联系，北宋的古文运动更是将密切联系现实作为创作的准则之一，辛弃疾继承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并把它推向了新的高度，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了鲜明的针对性和强烈的现实性。同时，由于这些作品深深地植根于现实斗争的土壤中，所以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要求，代表着那个特定时代的最高呼声，因而又有着广泛的社会性。 二、兵法与文法的融合：结构严紧、章法缜密 辛弃疾精通兵家之书，熟知用兵之道、运兵之术，这在他现存的诗词作品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其散文作品的创作亦受影响。辛弃疾在进行散文创作时，无论是在结构布局的安排上，还是在叙事论理的层次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