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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发：对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反思及探索 对经济发展速度与效益关系的反思及探索 宋才发 一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从发展速度上看，1953-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7.1%，明显高于同期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增长速度。据资料显示，1951-1987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4.6%，其中发展中国家为5.2%，比较发达国家为4.4%，几个主要发达国家的增长率则更低，如美国1951-1987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3.2%。英国同期只有2.5%。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10多年，是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发展迅速的时期。譬如，1979-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8.8%。而1980-1987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只有2.5%，其中发展中国家年均增长率为2.8%，比较发达国家年均增长率仅为2.2%。1979-1987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2.3%，原联邦德国为1.7%，日本为4%，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7.2%，都低于我国的实际发展速度。我们经常说，国民经济要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要保持经济增长后劲，但并不排斥必要的高速度。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只有发展才是“根本的”。现在我国周边国家的发展都比较快，如果我们不抓住时机加速发展，不仅无法赶上发达国家，甚至还会拉大同它们的差距。因此，不加速发展实际上就等于倒退。 争取一个较快的发展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应当而且有可能争取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因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没有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是不可能的。所以，在1988年邓小平就提出“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1989年又提出，“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实践证明，邓小平关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速发展的一系列论述，是富有胆识和完全正确的。邓小平在1992年春巡视南方时，再次提出的“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设想，是立足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是切实可行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要求“搞好经济发展政策与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速度问题是协调发展的核心。中央政治局将它确定为年增长8%左右，按这样的速度，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可以超过，整个90年代年均增长速度将实际上高于党的十四大提出的8%-9%的要求。根据我国近10年的经济建设经验，计划发展速度，不仅仅是要“留有余地”（如留半个百分点或一个百分点），而且应该留有大的“自由度”（如一个半或两个百分点）。即是说，应该有意识地把计划速度订得低于我们估计会达到的那种增长率，而去实际力争经过努力而能达到的较满意的增长率。目前我们还不可能迅速取得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那样长期的高速发展，但是，就我国现有的国内和国际有利条件看，“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1作为宏观战略决策，高速发展是合理的，从世界经济发展总的思路看，发展的快与慢不单是方法步子问题，而且是战略眼光问题。高速发展是绝对的、低速发展是相对的，高速发展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要求的。 经济发展的核心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在我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确实有不少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在“发展”问题上仍囿于陈旧的思维定势，没有把经济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真正转到优化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上来。他们往往把“发展”同“扩张”混为一谈，一讲发展就只想着上项目、铺摊子、扩大规模，而没有把着眼点放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上来，不愿下硬功夫去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譬如，前一段时间，不少地方出现的争项目、争债券发行规模、争贷款，以及盲目地炒房地产等等，就是这种传统发展思维模式在经济建设中的集中表现。长期处于低速发展，就等于停滞乃至后退。要持续高速发展，就必须从传统的思维定势中解放出来，抓住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核心，把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落到实处。我国幅原辽阔，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必须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发展得更快一点，在全国不能简单化地搞“一刀切”。这也即是说，经济发展也并非速度越快越好。因为在经济发展中，速度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受到各种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必须同经济发展中的其他因素相协调，片面地追求高速度，势必会引起不良的经济后果。所以，在加快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富有效率的高速度，需要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而不是超高速度。要坚持鼓励和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并提倡先富帮助和带动后富，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