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松岑先生年与着作简谱.DOCVIP

金松岑先生年与著作简谱 杨友仁 吴江金松岑先生学行纪略 吴江金天翮松岑（1874—1947）先生，其学行之大者，武进徐哲东（震）先生所撰之《贞献先生墓表铭》及其族弟立初（元宪）先生所所撰之《伯兄贞献先生行状》（并刊《天放楼诗季集》），皆有所记焉。《行状》有言：“先生于学，早岁亲纵横术，好擘剑驰马，高谈兵略，通习音律绘事，才气踔历，务振拔斯世间；后稍涉猎史籍掌故，考验图志，用河渠干显要［1］；退而治经，称弟子于吴县曹复礼（元弼）先生之门，专受《易》、《三礼》学，兼究佛老氏书，主修身治国，赅内圣外王之用，凡三变而愈醇”。然而未概也，盖读先生之书者，多称其中年以后之诗文，而不言其少作；多诧其歌诗、文章之盛，而忽其义理之充，吾于是而有所补述者也。 　　先生于人世间七十有四年，多经丧乱，激烈动荡，但其爱国之忱，为祖国谋其出路，民族求其生存，则无时或释，与志士同其轨迹。综其大者，约分三时期：曰南菁书院，曰辛亥革命，曰抗日战争。 　　其在南菁书院，正值洋务初开、义和团反帝勃兴、戊戌变法之际，时代于少年诗人之影响岂浅鲜哉。天地大而交流广，才学识三者于焉而宏廓，其反帝制、争民权、爱自由，殆或滥觞于是欤。潜心于西北边疆史地，先生撰《西北舆地图表》及《元史纪事本末补》等，有定庵、默深之遗绪，殆亦植根于斯欤。吾曰，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之蕴育期也。 其在辛亥革命前夜，清廷屡踬于列强之侵凌，大厦将倾，正值“灯烛无光，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鶡旦不鸣”之际，“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节龚定庵《尊隐》语）。于时，先生亦投袂而奋起，争女权、争自由而高声大喊，曰：“女子者奴之奴也”（《女界钟》）；曰：“吾不如磨刀于庭，积薪于巷，埋药于城，取四万万奴隶之同胞，而自刃死、烧死、炸死之为愈，亦自由之血也”（《自由血》，并参见后附《简谱》）。郁悖之情，上冲云霄，其气概又为何如耶。吾曰，此实为先生革命思想升华而至于白热期也。亥革命后，先生处袁氏窃国、军阀混战之中，块垒郁结，寄之于山水，宣之于文纪传。其诗，间有纪事之作，大多放情于山水之间，北登长城，南及海防，访阙里之遗迹，吊子陵之钓台，皆有诗纪。自言其诗，于明远、嘉州、义山、山谷数家诗功最深；“自清顾亭林、屈翁山以下无北面”（《行状》语）。石遗先生评之曰：“才调纵横，在书家为能品”（《天放楼诗续集·陈序》）。其文，先生自谓渊源所自，乃胡稚威、龚定庵两家；而太炎先生评之曰：“松岑之文，盖抗志于古之作者矣，然其意气骏发，常恐局促跬步之间，欲必恢恢以书其才，故节制不能如汪（中）、李（兆洛）、视陈（子龙）、夏（完淳）则骎骎过之矣”；尤激赏其《读五代史》诸篇，“极陈前事，以刉今兹之弊，明若爟火，效若龟蓍，所谓豪杰之文者耶”（并见《天放楼文言·章序》）。窃意，《读儒行》一文，揭“橥儒者明耻立节，而勇冠三军之帅，修身俟命，而志气塞乎天地，立天下之大节，储天下之大业”，是为先生后期学行之张本，可与《读五代史》等量而齐观也。其在纪传，《皖志列传》一稿，先生尝自负以比陈（寿）史，固先生平素研治左（丘明）、马（司马迁）、班（固）、范（晔）书之才力所萃者也。“于张廷玉、曹振镛、孙家鼎、李鸿章等传，可以察国势盛衰之由；于朱元璋、年羹尧等传，可以窥机权之用；于梅文鼎、戴震、姚鼐等传，著一代学术文章之变；于黄生传，尊其坚贞高蹈；于方苞传，重其慷慨尚名节；于戴名世、孙学颜传，表全上选之忠烈”，“列传百数十篇，其叙事赡博，文辞尤瑰放可喜，足以方驾欧（欧阳修）、宋（祁），凌躒萧（子显）、魏（收）”（并见《皖志列传稿》徐哲东、李伯琦序文）。吾曰，此实为先生由西方之激进无政府主义者遽变而为东方之儒者。［2］然终不自颓废，且尝“痛自摧锄任侠之气，思为五经学究以自慰，窃以是为凛凛焉”（《天放楼文言·答孔笙三书》）。 其在抗日战争中，情景盖如少陵之值安史之乱，麻鞋百结，几不能以自给，然而不亏晚节。［3］而忧国之心益切，反覆潜心于衡阳之《读“通鉴”论》，娄东之《思辨录》，探迹经世之术，惓惓不忘于农耕水利之务，老而弥勤，思济横流。其所作《新乐府》六十二首（刊《天放楼诗季集》）及《匡苟》、《广戴》（上下）、《广戴释问》等篇（刊《天放楼文言遗集》），多为生民之疮痍，多涉世运之隆替，视之为史诗也可，视之为载道之文亦无愧也。其道云何？曰：“慨然欲扶经心而执圣权，高举天理以遏人欲”（《广戴》上），其非宋季周（濂溪），程（景、颐昆仲）、张（载）、邵（康节）之统绪者耶。吾曰，此实为先生遭国破之痛，颠沛流徙，思想经淬砺而重放光芒之期也。 呜呼，先生一生，其学也，其行也，与时代之递变，历史之演进，若合符节，然而“高蹈不仕，豪贵者不识其姓名”（《天放楼诗续集·诸序》），晚景悲凉，终老于苏州濂溪坊天放楼中，所遗者惟藏书满屋，［4］述作盈尺而已。或曰：先生于“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