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调研报告.doc

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助学贷款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调研报告 魏建国 （2008年6月） 一些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在大众化阶段的高等教育财政运行机制中，助学贷款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助学贷款项目对于整个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意义重大。自1999年以来，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特别重视助学贷款项目的制度创新和进一步完善，在已有的商业银行就学地助学贷款模式（即通常所称的国家助学贷款）、农村信用合作社生源地助学贷款模式、国家开发银行就学地助学贷款模式之外，2007年，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国发[2007]13号）。可以说，这一助学贷款模式试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中心的运作情况。基于此种考虑，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于2008年4月选择了某省的40多个区县就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做了实地调研，采取发放调查表和访谈的方法，试图了解这一机构的实际运作情况。根据收到的调查表和访谈记录，我们发现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值得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将有助于这一助学贷款模式的成功运转；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和分析，也可为相关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一些参考。 一、助学贷款的发放在各区县很不平衡 生源地助学贷款的发放在各区县很不平衡，并没有完全满足学生的贷款需求，这和人们的预设并不相符。在我们所调研的区县中，有一个县尚没有成立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在发放助学贷款的区县中，发放状况差别也非常大。可以通过以下几组简单的数据来看（基于目前可得到的数据，有一些区县的数据是缺失的）： 新生申请贷款率（申请人数和学生人数的比率）（见图1）。 2. 老生申请贷款率（见图2）。 新生获贷率（获贷人数和学生人数比率）（见图3）。 老生获贷率（见图4）。 5. 从包括新生和老生的绝对数来看，获得贷款人数不足5人的有四个区县，分别为2人、4人、1人、1人；不足10人的有7个区县；不足100人的有29个区县；100人到200人的有8个区县；200人到300人的有2个区县；最多的为1006人（详见图5）。 6. 有6个区县老生申请人数为0，有1个区县新生申请人数为0。 7. 普通本科生（不包括独立学院）与高职高专生获贷人数比：最高的为32．50倍，10－20倍的有3个区县，5－10倍的有6个区县，1－5倍的有15个区县。还有4个区县只给普通本科生发放贷款，1个区县发放贷款学生中普通本科生居多。民办院校（包括独立学院）学生在很多区县获得贷款的比例还相当低，有10个区县明确显示没有发放。 对于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在各区县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时间不同。在所调研的区县中，2007年7月成立的有1个，8月成立的有4个，9月成立的有12个，10月成立的有9个，11月成立的有9个，12月成立的有4个。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成立过晚，就无法在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这一贷款模式所要求的各项手续。 2.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能力存在差异（下面还会提到）。以发放助学贷款 1006人的某县为例，该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行政级别为科级，主管部门为县政府。县政府下发专门文件落实了中心的人员编制，目前有2名专职工作人员。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备和业务经费。这些条件为助学贷款的顺利发放创造了良好的前提。而这些条件是其他很多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所不具备的。 3. 生源地助学贷款发放环节的手续比较复杂。有一道手续是需要高校给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寄回经其确认的贷款回执。由于高校对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同（据工作人员反映，高职高专类院校在贷款回执的填写和寄送方面存在的问题更多），加之回执单设计得不够清楚（如关于开户银行的要求），使得有的回执需要来回往返寄送多次，这样就可能错过期限。一旦错过期限，就丧失了本次贷款机会，只能等下一学年的贷款机会。还有一项手续是要求学生本人和共同借款人必须同时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签订合同，这一要求让一些处境比较特殊的学生和家长（监护人）丧失了获得贷款的机会。手续的复杂也让一部分申请贷款学生和家长最后选择放弃。 4. 各区县对贷款资格的宽严标准把握不一。具体体现为，各个区县的申请贷款学生通过县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初审的比率很不相同（将通过初审人数和申请人数的比率界定为通过初审率，具体差异见图6和7）。此外，我们在调研中还发现，有的县对贷款资格增加了其他的限制条件。如有一个县规定：“由县财政予以资助的，不再享受助学贷款，已享受助学贷款的，县财政不再予以资助。” 5. 各区县通过资助管理中心初审的申请人最后获得国家开发银行贷款的状况有差异（将通过开行最后审批获得贷款的人数与通过初审人数的比界定为开行放贷率，具体差异见图8和9）。其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