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与企业合作案例.doc

NGO的形成背景 “非政府组织”一词开始于1945年联合国成立，在联合国宪章第71条款第10章中提出[1]作为机构的咨询角色，没有成员是政府或州（见咨询身份）。“国际NGO”（INGO）的定义由1950年2月27日ECOSOC的288(x)决议首次提出：“国际非政府组织就是任何不通过订立国际条约而成立的国际组织”。在可持续发展中，NGO和其他主要群体的关键作用在21号议程第27章[2]得到承认，以修正联合国和非政府组织咨询关系的论述。[3] 国际非政府组织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后，逐步形成在联合国各组织开会的同时、同地，召开相同主题的非政府组织论坛或磋商会议的惯例。这标志着除国家政府作为行为主体之外，还形成了非政府的行为主体，即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在人权、人道主义援助、环境保护、和平和安全事务中，非政府组织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27章提出要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要求各国政府和各政府间国家组织同各国非政府组织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伙伴关系和对话关系，以使非政府组织能够发挥独立的、有效的和负责的作用，并为此建立相应的机制。 20世纪的全球化提升了NGO发展的重要性。许多问题不是民族内能解决的。国际条约和像世界贸易组织这一类国际组织被认为过于以资本主义企业利益为中心。为了平衡这一矛盾，NGO以发展人道主义、发展资助和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国际社会论坛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与每年1月在瑞士Davos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形成对比。第五届国际社会论坛于2005年1月在巴西的Porto Alegre举行，参加论坛的有来自1000个NGO的代表。 NGO不是政府，不靠权力驱动；也不是经济体，尤其不靠经济利益驱动。NGO的原动力是志愿精神。 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据调查，美国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非政府机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这种制度的来源，与美国建国之初移民互助自助的传统有关。 非政府组织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社会及私人的捐赠。美国有力量极其强大的各种私人基金会支撑美国的各种NGO。国家从税收上确立捐赠部分可以抵税的制度，鼓励捐赠。 与十几年前相比，中国NGO的发展环境已经有了极大的改善。 一方面是社会需求在增加，需要而且NGO能够解决的问题非常之多，还有社会环境非常有利。 另一方面就是来自本土的经济资源还有来自海外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同时社会公众对NGO的认识已经有了空前的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做志愿服务的人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在政治上对富人阶层还是形成了比较强大的舆论压力，所以这个阶层对慈善的关注开始增加，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像企业的基金会也开始增加。现在主要的限制也是来自于政府管理部门，因为在登记注册方面的限制还是非常多的，否则的话发展的速度也会非常快。 NGO——企业的“利益相关者” 舆论监督作用： 近年来的中国，随着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随着政府对民生、民意的高度重视和决策的更加民主化，NGO不仅数量骤增，且日趋活跃，在政府、媒介和企业之间形成了另一种力量。尤其是那些纯粹民间性质的NGO，或许正因其不具有官方背景，所以它们常常能以某种“民意”代言人的身份发出声音，甚至发起相应的活动。这类声音和活动，有时指向公共政策领域，有时则直接指向某一企业的经营行为。虽然其意见未必一定正确，却往往能形成一定的声势，引起公众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并形成某种导向性的社会舆论。 无疑，这种舆论导向，是任何一级政府部门都不能无动于衷的，企业更不例外。 案例 1金光纸业在云南森林问题上受到绿色和平组织的质疑和抗议。 当绿色和平组织的志愿者装扮成红猩猩，高举着写有“你的轻松一刻，我的悲惨一生”的标语，同时出现在中国、英国、瑞士等国家主要城市的街头，呼吁雀巢公司停止从印尼金光集团采购棕榈油时，在金光集团眼里，这不过是一群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众所周知，作为印尼第一大财团，金光集团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营棕榈种植园，旗下公司AFP是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商，几乎垄断了全球棕榈油产品的整个上游。以棕榈油产业巨无霸的身份，金光集团可以绕过印尼法律中关于任何公司在热带雨林地区不得占用超过20万公顷森林的规定，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控制着280万公顷的棕榈油种植园。同时，他们还可以做到让印尼政府将搜集金光集团毁坏热带雨林证据的志愿者，以从事“非法行动”为名驱逐出境。 看起来金光集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铁板一块，环保组织于是将矛头转向了与他合作的全球500强企业。今年3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递交给雀巢的公开信中，谴责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