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国际法向何处去-———国际法发展的六个法理进路.docVIP

　　分析国际法向何处去?———国际法发展的六个法理进路 国际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所谓国际法律关系本身并不是一种单独的国际关系，任何受到国际法调整的国际关系，都是国际法律关系，因而，国际关系学是国际法学的基础。然而，虽然是政治创造了法律，但被创造出来的法律作为新的现实又规定了未来政治的形式。在当前规则之争日渐深入到国际法层面的新情势下，从国际法史的视角审视国际关系史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过去五百年的现代国际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当前和未来的国际政治和法律斗争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视角。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对学科史的掌握都是研究的基础性工程。所以考察国际法之史的发达，实为理解国际法之唯一途径。 　　有关国际法史的论著尽管不似其他学科般丰硕却也并不贫乏，但是其问题在于：一是有关国际法史的著作往往写成了国际关系史，成了叙述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对政治、外交的描述超过了对于法律原则、规则和制度的聚焦;二是把密切相关的国际法的历史与国际法学说史混合论述，对此，王铁崖先生特别指出，19世纪以后，国际法学说与国际法史的分离逐渐明显了，将两者分别加以论说，也即将国际法史限于国际法本身的发展而不包括学说的发展，才是比较合适的。 　　国际法的历史不是寥寥数语就能言尽的，只有上升到法理层面的提炼才能更好地呈现其数百年来动态发展的主题、主线，也因此才能更好地把握国际法的未来趋势。综观国内外法学家的研究，国际法发展史可在法理层面抽象为从区域法到全球法、从战争法到和平法、从实体法到程序法、从共处法到合作法、从任意法到强行法以及从国家间法到人类法的六大脉络，当然，这六个方面并非是相互割裂的，各种趋势实际上相互交织，分别论述仅仅是为了进一步地突出各自的主题、主线。 　　一、从区域法到全球法 　　国际法作为在国际制度领域选择性地模仿引入罗马法技术使之以法律逻辑运行的拟制法，是基督教文明的产物并随着欧洲列强的对外扩张取代其他替代性的世界秩序规则而扩展到全球。尽管国际政治秩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7世纪之前，但只有在过去的三四百年间才出现了近乎单一的世界秩序。摆脱了中世纪教权独大的欧洲国家在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选择布丹和格劳秀斯的主权学说作为构建世俗新秩序的核心安排。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以主权制度为核心的现代国际法制度在欧洲范围内得到确立，其标志性意义在于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解体和帝国末代皇帝向作为主权国家的奥地利君主的身份转换。而从维也纳会议到一次大战结束、四大帝国解体的百年则标志着国际法体系作为一种世界秩序选择地位的确立。 　　在这期间，先有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把拉美国家带入欧洲国际法体系;而后具有标志意义的是1856年异教的奥斯曼土耳其被接纳为适用国际法规则的国际社会新成员，从而在国际法走出欧洲属性的意义上迈出了决定性一步;之后最具实质意义的是这种以欧洲国际法制度支撑的条约法律体系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天下朝贡体系的彻底替代。天下朝贡制度是东方传统世界秩序的组织形式，它的基础是文化而非政治，特点是与主权平等截然对立的优越性和层次等级关系。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国际法是外来的，与体制不合，如果采用它就意味着放弃传统世界秩序和破坏朝贡制度。近代以来，随着欧洲势力东来，围绕礼仪产生的争执背后反映的是两种世界秩序的尖锐对立。中国，包括整个非西方世界，是在西方的坚船利炮的物质优势下被迫接受和学习以主权和民族国家为基石的国际法秩序。 　　至此，随着欧洲支配地位而来的是主权国家概念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取得了压倒性地位，所有国家要想在这一本质上基于欧洲地方性经验扩展而来的秩序下生存就必须按照主权国家的规范重构自身的身份和认同，从而在这一改造的进程中根据契合程度的不同出现了国家的类型学。依据法理主权与事实上的经验主权之间的融合程度，在现代国家中形成了由欧、美诸国代表的已构建国家，以中、日、土耳其为代表的从其他体系下的政治实体向民族国家转换而来的再构建国家，以及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代表的构建中国家之间的国家类型学，国家构建成为发展中国家政治研究的重要主题。特别是国家构建不成功导致的法理主权与经验主权相背离导致的国家失败现象，在一个以主权为基石的国际(法)秩序中造成了从安全到人道主义的多方面问题，继续成为困扰当代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重要历史遗留问题。 　　二、从战争法到和平法 　　国际法在战争中诞生，战争是传统国际法保障的国家固有权利。国际法诞生之前，对战争的限制主要来自宗教和道德规则，正义战争理念是其结晶。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的一系列著作就是在残酷战争年代企图为战争立规矩的思想产物。规范战争的协定国际法直到19世纪后半叶才开始出现。国际法一经摆脱自然法的初创阶段获得其自身逻辑，就开始密集构筑有关战争规则的法律体系，1856年的《巴黎海战宣言》成为近代战争法的起源。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