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供给侧改革思维下的法律权利意识.docVIP

　　分析供给侧改革思维下的法律权利意识 　　在法治社会，以满足权利主体自身的意志为先决条件的本源主义永远是必要的，社会的不断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本位的权利进行不断重新界定的过程，如波斯纳所说: 权利的内容会随社会环境而变化，但这种拥有的感受会是一个常项。所以，在现代社会权利本位精神与权利现实态度始终都是存在的。以供给侧改革为例，它还是以人民群众的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为最终目的，特别是还是强调政府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谦让，强调市场自由的重要性。但又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当今中国，任何改革宏观目标也会对法律权利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产生影响。就供给侧改革而言，国家和政府以主动姿态供给人们的、高质量的、有经济活力支撑的、有优质经济保障的各种需要就成了法律权利的重要特征。反过来说，法律权利不但有个体的、微观的、自我的一面，而且还要有社会的、宏观的、整体性的一面。供给侧改革中的这种权利的双面性不但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也是对中国特定的中和文化的一种诠释。 　　一、权利不但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权利既是对个人的义务，也是对社会的义务。到了现代经济社会，虽然权利的个体性是不变的，但社会的整体性、合作性、结构性才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客观基础与基本条件。所以，个人的基本权利不但是属于个人利益范畴，更是有关社会整体生活以及社会共同体的基本秩序方面的命题。而人的社会性不但不会消弭人的自我属性，相反只会使自我利益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所以，个人权利也只有存在于一定的体系内才有意义，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倡导权利的社会性不是对什么社群主义等理论的引用，而是全面基于时代权利意识，对权利问题解决方法的思考、策略的选择、角色的定位、目标目的规划等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具体表现为: 　　第一，权利问题意识的社会化。如耶林所说，权利的问题由权利被侵害、被抑制而引发，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侵犯权利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就是权利问题的由来。但在供给侧改革思维下，每个个体权利被损害的理由就有其社会特殊性: 如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内生动力不足中所隐含的中等收入陷阱而产生的贫富分化加剧，必然破坏权利规则的平等; 结构失衡、产品老化所导致的产能过剩又肯定使权利机会压缩; 公私合作制度不完善而造成的公共服务落后又彰显着私权利在公权力面前的羸弱。可见，权利的问题都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当然，分析权利问题的社会根源，不是社会归责，而是立于社会及其背后的经济结构而寻找社会性解决之道。 　　第二，权利解决方式社会化。在供给侧思维中，权利的问题既然来自于社会性问题，那权利问题的解决之道也必然来自于一种社会策略，这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是一个把个人特殊目的融入普遍目的的过程。如只有通过建立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才能适当缩小各阶层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避免贫富悬殊，使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只有调节好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好的消费产品与机会; 只有让中国的产业升级换代，才能提供高质量的就业机会，让社会成员的劳动权有更多的用武之地。 　　第三，权利主体角色社会化。供给侧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而公共服务设施必须让民营企业加入竞争以获得更多获利机会。但此时民营企业已不光是一个私企角色，而是以社会力量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业建设，并接受相应的规则规制。个体身份之所以变成社会角色首先是公共服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同时，人的角色一旦社会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更大的约束，但实际上是在一定的社会程式、社会规范与法律范围内提升了自己的权利与自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孙斯坦对此说明得很清楚: 正如社会规范一样，社会角色也是为了使生活更加方便，而不是为了使生活更加拘束。清楚明晰的角色的存在方便了人们之间的交流。通过严格限制人们可能行为的范围，角色把事情简化了。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提高了个人的自由。 　　第四，权利目的社会化。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每个社会成员的现实权利和利益，但这个目的已与一种社会目的相协调并能以社会目的的形式来表达与承载。所以，我们能看到供给侧改革中明显的系列社会目的: 产业结构的优化、重组与升级、社会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完善、总体上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平衡、总体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但社会目的不是为某种政绩而存在，因为社会目的背后是实现诸如就业权、经营权、土地使用权、消费权等各类个体权的实质目的。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无论是个体权利的社会化还是社会权利的具象化，都隐含着一种中国化平衡与中和，也就是说中国式的权利社会化与个体化意识不仅是纯粹的经济性或法律性思量，也代表着一种中国特有的和与融。这里面有员工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