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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及其病理 　　“关于现代性的反叙事不是反现代，而是现代性自身结构的一部分。现代性跟我们对它的怀疑密不可分。” 现代性的含义与起点 　　史蒂文?史密斯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弟子。在《现代性及其不满》一书中，他介绍了马基雅维里、笛卡儿一直到以赛亚?伯林等现代性的辩护者和批评者的思想，解释了现代性的意义，以及它为何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它的不满乃至排斥。 　　在史密斯看来，现代性包含多个核心信念：自由和平等的价值，独立思考的重要性，普遍启蒙的可能性。跟托克维尔一样，史密斯担心，这些信念虽然看上去没有危害，但会导致低下的物质主义、道德上的怯懦和庸俗化。 　　史密斯一开始指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现代性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没有哪个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人认为自己是古代人，也没有生活在10世纪的人认为自己是中世纪人，我们都把自己当作现代人，有的还认为自己是后现代人。如果现代和现代性有什么意义的话，它们一定是用来区分的。古代和现代的区分跟现代世界的合理性有关。古代和现代的区别不仅是一个年代问题。现代性还是一种心态。” 　　对于现代始于何时，有着各种说法。有的把它追溯到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有的追溯到伽利略、牛顿的科学革命，有的追溯到笛卡儿、霍布斯和斯宾诺莎为知识寻找理性基础的哲学革新。现代性还被等同于1689、1776和1789年的社会和政治革命，这些革命首次引入了平等和权利语言。有的把它等同于普鲁斯特、乔伊斯等作家代表的艺术和审美上的现代主义。1924年，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班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一文中说：“在1910年12月，人类的性格发生了变化。不是说一个人走进花园，在那里看到一朵玫瑰开放，或者一只母鸡下了一个蛋。变化不是那么突然的，但仍然是变了;既然我们只能随意确定一个时间点，我们就把它定在1910年……当人类的关系变了，同时在宗教、行为、政治和文学上也会发生变化。”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 　　史密斯说，马基雅维里是政治科学的奠基人，他把自己比作发现了新大陆的哥伦布，他引入了一个现代人理解自己与古人关系的新的修辞，即进步。根据这一概念，古人基本上依赖于自然或运气。但有了恰当的科学，或者对自然与历史恰当的理解，我们就能使自己摆脱对运气的依赖。做一个现代人就意味着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目标，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要靠许愿、祈祷或者历史的循环。我们前所未有地能够自由、自觉地做到古人只能通过运气做到的事情。 　　进步观念跟现代世界的革命运动密不可分。“革命最初表示循环，回到起点。古代的革命观念是保守主义的，是像revolutio一词中re这个前缀所表示的回到第一原理。现代性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提出，革命是一个绝对的新起点。革命是人类进步的发动机，从此之后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革命不是反抗古代的传统，不是回到宏伟的起初，而是预示着更美好的未来。革命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加速推动历史向前的过程。” 　　现代还把人从各种社会关系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人不再被视为跟家庭、城邦、庄园或宗教秩序绑在一起，他们本质上是自由、平等的个体，可以自由地同意任何理性的社会或政治协议。个人成了道德和政治权威的核心。由此出现了新的自我概念，它能够去意愿和选择，意识到自己能够独自实现自己独特的品格。 如何看待现代性 　　现代性这一概念意味着跟历史传统、跟先前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的分裂，这自然会使人产生一系列疑问：这种分裂为什么是合理的？过去有什么错以致有必要与之分裂？这种分裂是可能的吗？现代性代表绝对的新起点、旧的被新的代替，从认识论上来说这种观点好像很天真。现代性的奠基者难道不是仍在使用前人的语言吗？历史学家指出，现代的概念和范畴依赖着基督教的理想。比如，现代使用革命和人类进步等术语，这些词语只是对神学上新起点、末世论等概念加以世俗化的结果。 　　史密斯说，对每一种现代性运动，都发展出了一个理解力很强的反叙事：现代性跟世俗化有关，这导致了对合理化和世界除魅的担心;市场经济和商业帝国的兴起引发了一种反资产阶级的思维，在政治、文学、艺术和哲学中都能看到对这种思维的表现;作为个人和自由主体的核心的现代性，引发了对无家可归、失范、异化的关切;民主的成绩伴随着对盲从、丧失独立性、孤独人群的兴起的担心;进步观念引发了关于颓废、堕落、衰落的论述。“这些反叙事不是反现代的概念，而是现代性自身结构的一部分。现代性跟我们对它的怀疑密不可分。现代性携带着它在考察其古典和中世纪前辈时同样的对其自身计划的怀疑。进入现代就会呈现出一系列不确定性和病理，从洛克所说的不安感、卢梭的自私、黑格尔的不快乐的意识、克尔凯郭尔的恐惧，到托克维尔的焦虑、马克思的异化、韦伯的除魅。” 　　关于现代性的反叙事始于何时呢？是谁或者是什么引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