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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区域生态补偿财政政策局限性探析生态环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它性，属于公共产品。对公共产品的消费，通常会有免费搭车的问题。因此，政府介入提供公共产品，这对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是必要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环境污染具有外部不经济性。因此，解决环境污染存在着“市场失灵”，即无法单纯地依靠市场，而需要政府的介入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介入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强制性的行政管制和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与行政管制手段相比具有弹性大的特点，同时可以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促使经济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财政政策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主要政策手段，同时也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基础，理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公共财政的支出范畴，由财政承担一部分生态补偿的职责。但是，就我国而言，目前财政政策工具在解决生态补偿问题中，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 1　财政手段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局限性 近些年来，同我国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实际进程相联系，公共服务理念己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新的价值目标取向。社会公共需求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提升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效地提供公共服务。 公共财政与公共服务职能是相辅相成、紧密联系的，转变政府职能、提供公共服务是公共财政确立的基本路径，而公共财政是地方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在经济层面上的表现。公共财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证政府正常运转的财力需要。在我国，财政体制基本上还是“建设财政”，地方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放到地区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的增加上，而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的投入明显不足。由此，弱化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使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严重不到位和缺位。 1.1　生态重建财政资金投人偏少 生态重建工程是一项长期、长效工程，涉及的地区广，部门多，要求配套资金也多。而我国现有财政资金配置仅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所以生态投入在财政资金中所占比例不高。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表明，当治理生态环境污染的投资占GDP比例达到1％～1.5％时，可以控制生态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当比例达到2％～3％时，环境质量可有所改善。我国目前各级财政在生态建设和环境治理的投资大体维持在1.2％左右，属于投入偏低的国家。 生态建设资金投入与生态保护需要投入相比差距很大。在投入的力度上，各级财政都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即使想增加投入，也力不从心。首先是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导致生态建设进展缓慢。主要表现为：植树造林投入减少。国家自1978年实施“三北”防护林工程以来，对群众植树造林给予7～10元的定格补贴未随物价上涨而上调，造成实际投入大幅度下降。每亩造林实际成本为250～310元，国家提供的造林补助费只占实际成本的2％4％。草原退化和沙化治理投入不足。据统计，50年来，内蒙古治理2300万hm2的荒漠化土地，平均每公顷国家和地方政府投资不足150元，而实际需要的每公顷的投资至少为2 250元，相差15倍。1992年以来，青海省平均每亩沙化土地治理投入仅19元，治沙投入资金总额中，国家财政投入仅占9％。林木管护投入更少，管护部门陷入生存困境，林木管护难以持续进行。由于造林管护投入不足，西北地区造林保存率很低，目前青海省“三北”防护林工程造林保存率大约只有30％。 另外地方政府投入资金过少，难以推进生态建设。贵州省按其“林业科技推广规划”，从1996～2010年，共需投入林业科技资金3亿多元，平均每年2000万元，但1997年财政投入仅471万元，按照每年12％的速度递增，到2010年，财政累计投入也不足14000万元。这种低投入政策很难遏制我国生态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趋势。 1.2　生态建设资金投人变动性很大 在国债资金运用上，投入政策不稳定，对生态建设支持不力。20世纪90年代前期，国家对陕北榆林地区治沙造林投入资金1100万元，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家投入减少到几乎为零。投入不足，缺乏长期性导致了建设质量和标准降低，植物的成活率、保存率低，局部治理难以遏制整体环境的恶化，相反局部治理的成效往往被整体生态和环境恶化所吞没，杯水车薪，既不能达到生态与环境治理的目标，又浪费了有限的建设资金。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1～2003年的统计，2030、2001、2002年，中央拨付地方国债补助金分别为446.13亿元、878.6亿元、847亿元，实际支出分别为368.83亿元、731.55亿元、866亿元；用于环保和生态资金分别为53.52亿元、106.07亿元、119亿元，实际支出分别为38.59亿元、104.08亿元、76亿元。21300、2001、2002年，中央拨付地方国债转贷资金分别为368.93亿元、388.13亿元、220亿元，实际支出分别为379.22亿元、362.7亿元、228亿元；用于环保和生态资金分别为7.14亿元、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