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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革命:从朗读到默读公元383年，神学家奥古斯丁去拜访米兰主教安布罗斯后在《忏悔录》中写道：“当他阅读时，他的眼睛扫描着书页，而他的心则忙着找出意义，但他不发出声音，他的舌头静止不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接近他，访客通常不需通报，所以，我们来拜访他时，常常发现他就这般默默地阅读着。无论他这样做的意图是什么，他一定有他的道理。”对奥古斯丁而言，这样的阅读方式显得十分奇怪，以至于他在《忏悔录》中要特别提及，因为当时的正常阅读方式是大声朗读。 现代人觉得默读是理所当然的，但想想鲁迅在《三味书屋》中写的，”学生和老师放开喉咙读书的情形，还有先生陶醉的样子”，可以想象，默读的读书习惯在中国普遍化的历史不会太长。 但毫无疑问的是，读书的方式如今一直是朝着从朗读向默读方向发展的，其实读书史也是如此。 口述社会 从苏美尔人最初的刻写板开始，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用来大声念出，因为这些符号隐含有一种特殊的声音，这种声音仿佛就是它们的灵魂。古埃及语中表示阅读的最常见的词汇就含有朗读之意，古埃及书记员间流传着的一句话是“让读书人把他的故事传扬”。古埃及的阅读同样也是一种口头行为，具有双重特征，首先书写的是口头语言，文字文本实际上都是书记员见证主人口述的一个过程。 此外，古代的阅读多是公共阅读，所以是朗读。已知最早的公共阅读始于希腊人。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没有按照当时的习俗跋山涉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诵读自己的作品，而是在奥林匹克节日上把作品呈现给聚集在一起的希腊人。 公共阅读具有娱乐的性质，听众关注朗读者，欣赏他的声音、激情、外貌和气质。今天若要欣赏《荷马史诗》，我们就应伴着手势大声朗读，也许还要把我们的眼前想象成一个中庭，里面有身着长袍、面带微笑的亲戚，也有点头祝愿、喝彩捧场的观众，于是乎，文本转瞬间有了生命。 像希腊一样，公开诵读在整个罗马帝国时期同样风行。在诵读会上，作家介绍自己新作的诗文和故事，参加者有各式文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家族的支持者和普通听众。观众或喝彩，或鼓掌，这是一种传统礼节。公开诵读通常只有个把小时，但有的会持续一周。 几乎整个古典时期，多数的阅读都是娱乐和公告类的，并且通常是由受过训练的仆从或者奴隶朗读的，奥古斯都大帝夜不成寐时，经常会把读书人或讲故事的人招进宫内。小普林尼曾经写过：就餐时，我当着妻子和朋友的面，捧起一本书朗读。 古典时代公共阅读的遗产为新兴的基督教会所继承。中世纪的阅读，虽有例外，大多数情况下仍然是一项集体活动。在花园和大厅诵读传奇故事；在教堂礼拜仪式上诵读《圣经》；大学的课堂完全就是公共阅读的场所。本笃会内部规定，修道士们吃饭时，总应有人诵读。“……书桌旁静得不能再静，没有窃窃私语声，没有别的任何声音。只能听见他的诵读声。”本尼狄克的《修道院规程》后来成为西方基督教王国修行制度和修道院管理的基本模式。 中世纪人们读的最多的书自然是《圣经》。对《圣经》的多数阅读是公开的、放声的，每个基督徒每天都要花上几个小时诵读，但这不是为了学习，也不是为了娱乐，而是把自己沉浸在集体灌输的环境之中。在信徒看来，《圣经》中每个字母与字母的数目及其排列顺序都是由神所口述，要想达到完整的理解，不只需要用眼睛，也需要整个身体的配合：随着句子的韵律摆荡，并将圣言喃喃念出，免得有任何“神意”在阅读中不慎流失。 朗读和公开的阅读习惯是跟当时的书籍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古时候，拥有一本书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如果不住大城市，也是很困难的。甚至有完全读写能力的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很少能有自己的莎草纸卷轴或羊皮纸抄本。 中世纪，之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以听为读，还因为不管是在修道院、城堡还是村落，一个人的一生几乎都在群体中度过，而且识字率极低，大都市可能最多5%，农村则至多1%。到公元18世纪中期，汉语出版的书籍比其他所有语言出版的书籍的总和还要多。 此外，古典时代和中世纪的书籍的编排方式也是适合口头阅读，这样的书籍只有正常连接的文本，没有字词分隔，无标点，也无大小写之分，遵循的是自然语流。大声朗读便可把构成文本的各个特征解析出来，即意义“视而难见，随声而生”。 音读是书面文字从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原始现象。声音转换为文字，但习惯于听说的人们还需要读出声，把文字再变回声音，借助耳听来理解意思。总之，当时的阅读方式以朗读为主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社会处于口述时代，识字率低、书籍少，所以以出声精读和公开朗读为主。 印刷革命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说，西方近代的阅读方式可能有这样三个转变：从朗读到默读，从公开阅读到私下阅读，从缓慢的精读到快速的泛读——也就是常被称为18世纪“阅读革命”的问题。被称为阅读革命的三个转变是紧密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