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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冀州商帮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作用摘 要：京津两地五金行、书业、钱业、银号、文具行、皮货业等多由冀州人经营，遂成冀州商帮。该帮在加快京津城市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促进慈善与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冀州商帮充当着京津冀三地有机地联系的桥梁。此研究或许可为当下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近代化；冀州商帮；京津；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9-0139-03 “商”在近代是个涵盖极广的概念，实际上包括各个经济领域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即工商皆为商[1]。商帮是指某客籍商人以地缘为主，以血缘和业缘为纽带组成的商人群体。冀州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足迹遍华夏，尤以近代旅居京津的冀州商人为多，遂形成冀州商帮。冀州帮之来源并非只指冀县，还包括清代冀州所辖衡水、武邑、枣强、南宫、新河五县商人。 冀州商帮从事的主要行业颇多，北京冀州帮主要从事五金业、铜铁锡品业、书业、古玩业、老羊皮货业、细皮毛业、新旧木器业、布业等行业；天津冀州帮则多从事五金业、皮货业、磁业、绳麻业、玻璃镜业、南纸书业等行业。如此多的行业由冀州人经营或操纵，足以称为一帮，该帮在京津城市近代化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此进行细致研究希为当下冀州商人在各地的发展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一、加快工商业的近代化发展 冀州商帮所主导的某些行业引领着京津两地的商业潮流，有力地推动着二地商业的近代化进程。如冀州帮在京津所营颇多的五金行，属于经营进口洋货商品的新兴行业，不仅使市民传统的日常器具得以更新，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到其他一些行业，如建筑营造业、交通运输业、小手工业以至农村小生产者的发展”，对“工业和城市建设的发展是不无影响的。”[2]同时，面对激烈地市场竞争，冀州人在经营设备、售货技术上，广泛使用电报电话，并重视广告宣传，这无疑推动了当地电信与广告业的发展 [3]。他如北京冀州帮除经营旧书外，有的还经营新内容、新版式之书刊，全聚德、冀州焖饼、冀州驴肉等皆为京津民众提供了高质量的文化与饮食消费服务。 天津由于是沿海新兴商埠，工商业发展并重，其中有许多冀州人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如“金鸡牌鞋油”的创立者冀县傅秀山[4]，宏中酱油厂的创办人冀县李惠南[5]，同升和鞋帽店经理衡水李溪涛[6]，天津市磁业公会主席衡水徐梦九[7]，南纸书业同业公会主席枣强藏殿宸，绳麻业同业公会主席武邑骆步同，棉业公会主席武邑张秀峰[8]等都属冀州商人。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冀州帮所设工厂还属于天津及至华北之首创。如冀县人史东初早在1909年就在天津创立了中成搪瓷厂，这是中国北方第—家独资经营的搪瓷厂。1912年他又在天津创办中昌香皂印刷制罐厂，这是全国第一家香皂厂[9]。又如玻璃砂制造业，冀县徐彩臣“于民元年将旧玻瓈料器等及螺壳和而碎之，作为细砂试用之有效，遂在津市开设双和盛玻璃砂工厂。”[7]这些冀州商人的创举开了天津搪瓷、香皂、玻璃砂制造业之先河，其对天津工业近代化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值得注意的是，冀州帮充当了京津冀某些行业进行密切联系的纽带。以京津五金行为例，北京最著名的要属“万”字号，天津最著名的是“三泰”（万丰泰、三益泰、万庆泰），它们之间多为联号关系。北京众多冀州帮的“万”字号商铺要靠天津联号负责到日本或上海进货、退货、处理进货过程的纠纷、提供五金商品的各种前沿信息等；而天津联号则需要北京方面提供资金与管理人员等。并且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占江，与天津五金同业公会主席邸玉堂是叔侄关系[10]，这为京津五金业之间联系的加强提供了极大便利。此外，南宫人邢赞亭不仅在天津创办了生生工厂、丽丽工厂与生生银号，还在北京开设永兴洋纸行[11]，创建了首家啤洒厂、北京市信诚银行等[12]。当然，像旧书业、皮毛业等也有诸多类似情况。这表明是冀州帮中具有一定社会经济地位的某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把京津两地某些行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京津两地工商业的联系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二、为商请命，维护商民权益，加快政治民主化进程 随着重商政策的施行与商人地位的提高，近代商人的参政意识渐渐增强，他们逾越“在商言商”的传统，出现了“在商亦言政”的新气象[13]。受此影响，冀州商帮控制的主要行业公会遂积极参与商会为商请命活动，争取政治上的发言权。冀州人占多数的北京五金同业公会，作为新兴行业的代表，积极融入争取政治发言权，维护同业甚至是全市商民利益之列。1927年4月五金业联合杂货、火柴、造纸、煤油各业代表二十余人，要求总商会派员往徐州谒褚玉璞请愿，要求取消特种物品用户捐改归省办的指令[14]。①这不仅表明五金公会对政府乱收苛捐行径所持的严正立场，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