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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德育工作困境及思索“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这是《大学》中的一句话。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有责任有义务，更有道义加强学生的道德品质培养，为塑造学生健康的心灵与人格，为其一生打下坚实的根基而不懈努力。纵观我国普通高级中学的德育工作，近些年来，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一、在德育目标上，重统一轻差异 高中生，“长大未成人”，正是需要师长结合其身心特点，因时而动、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进行“帮、扶、传、带”的年龄。但是，现实中，许多高中，无视学生的实际，完全以统一标准来要求他们。 比如，有的学校，一味强调学生要时时、处处都“听大人的话”，领导、教师的耳朵里容不得任何不同的声音，学生稍有不同的意见，即被视为触犯“师道尊严”而大加挞伐；有的学校，在学生的仪表要求上，要求男生必须剪“寸头”，女生留“运动发”，在校期间只许穿着校服，否则，就是“违反校纪校规”。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这种忽视个体差异，一味要求整齐划一的德育要求，把本来生机勃勃、万紫千红的校园，当成了军营；把本来生龙活虎、各具特色的青少年，变成了军人；只求目标一致和管理方便，缺少人性化、科学化。须知，德育面临的对象，是一个个鲜活个体，不是一排排整齐的机器。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必然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只会是一个个对上级和现实服从安排的执行命令者，只会是缺乏个性的机器人，谈不上会生活、能创造、懂审美，更不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或“接班人”。 二、在德育方式上，重管制轻疏导 学习基础和行为习惯参差不齐的生源现实，增加了高中学校的管理难度。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和光怪陆离的现象，很多给予高中生的并不是正面影响。“5＜2”式的德育效能模式，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即一周中，学校五天教育的效果，远远小于双休日社会中的一个不良现象的影响）。学校的正面教导和社会的负面诱惑博弈的结果，往往在大多数时候使教师显得很无奈。 另外，家长法制意识的越位和舆论对未成年人突发性事件的过分关注和干预，也使学校在学生人身安全的管理中处于极度的“高风险区域”。许多高中为了学校自身的生存和形象，为了给社会和家长一个交代，首先想到的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有的校长甚至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强调：“千事万事由它去，不出意外就是福。” 很多高中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学生一周下来，除周日下午允许接受亲友的探望外，其他一切行为，都只能在狭小的校园中进行。一个月集中放一次假，准许回去领取必需的衣物、必要的钱款。一年下来，学生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和学校以外的接触机会，更是寥寥无几。 有的高中学校畏惧风险，甚至十余年都没有在校园之外的任何地方开展过任何学生集体活动。 有的高中学校推崇的德育工作经验，不过是班主任吃、喝、住、行和学生全在一起，以便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督导学生。对学生的日常管理，首要任务，是让学生熟悉、认可、执行学校制定的各种各样的带有“禁止”、“不许”字样的规章制度。 这样的高中学校，其德育最直接的目标，是把学生管得老老实实、服服帖帖，自己过得安安然然、顺顺利利，家长看得高高兴兴、舒舒服服，社会觉得稳稳当当、平平安安。至于如何开发学生的自主管理意识，如何激发学生的自我约束机制，却缺乏考虑，更缺乏行动的信心和动力。因而，师生之间，管制与被管制的矛盾和摩擦不断，德育效果也就可想而知。 三、在德育队伍上，重班主任轻科任教师 有的中学，固然也认为德育非常重要，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措施。学校虽然安排了德育工作的分管力量，形成了如现行的“校长—德育副校长—政教处（政训处）主任—班主任”的德育管理体系，但是，并没有把全校所有的德育力量聚合、调动起来，更没有形成一支精明强干、阵容齐整的德育队伍，而是仅仅把班主任当做“敢死队”。 很多高中学校，要求班主任手机24小时开机待命。学生只要一出现问题，就是一个电话呼叫班主任前往解决。 在这样的引导下，有些科任教师，不但对德育有着错误的认识，而且采取了极为不当的做法。这些教师的行为类似影视作品中的“学究式”教书匠，上课满堂灌，下课就走人，从不关心学生的成长，从不过问学生的生活，授课三年，甚至连班上学生的名字都叫不出。更有甚者，自己的课堂上出现了学生听讲不认真、作业交不齐的问题，也去找班主任解决。凡此种种，均认为德育仅仅是班主任的事情，与己毫无关联。 先成人再成才，先育人再教书，自古而然。像上述教师这样的认识和做法，实在是错中大错。其实，校园里的任何一位教职员工，应该都是德育工作者。唐代的韩愈就曾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有教职员工，无论是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无论是教员还是职员，只要看到了不良现象，就应该去制止；只要是看到了优良的表现，就应及时表扬，并反映给相关部门。让不良习气处处难以藏身，让优良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