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载、王国维词学批评之比较.docVIP

刘熙载、王国维词学批评之比较摘 要：刘熙载是清末的杰出传统批评家。而王国维是把西方理论应用在诗词批评的第一人。本文通过二者词学批评的比较，试图了解清末时中国词学批评之变革。 关键词：刘熙载;王国维；词学；比较 刘熙载是清代著名文艺理论家。他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词评多见于其《艺概·词曲概》中。他的批评思想是以传统儒家标准为核心的批评思想。 比他晚出生六十年的王国维则是评词的又一大家。有人认为：“千年词学史，其发展演变可以王国维为分界线：王国维之前，词的批评标准是本色论，属于旧词学；王国维之后，推行境界说，以有无境界衡量作品高下，是为新词学”。［1］与刘熙载不同，王国维则是在西学的刺激中“第一个儆悟醒觉而尝试着要为中国文学批评开拓新途径的先进人物”。［2］ 刘熙载是中国传统词学史上的最后一位批评大家，而王国维则是中国新词学史上的第一位大家。那么，通过二者批评之比较，我们可以粗略的了解中国词学批评在西学输入中国之后的继承、发展与演变。 一． 刘、王二人批评的相似点 在批评理论上刘熙载和王国维有两大方面的相似点： 第一，对“真”的高扬。在刘熙载看来无论写文章、作诗、填词都应该表现出作家真挚的情感。《文概》中说：“周、秦间诸子之文，虽纯驳不同，皆有个自家在内。后世为文者，于彼于此，左顾右盼，以求当众人之意，宜亦诸子所深耻与！”由此可知，刘熙载所倡导的真可以看作是他对先秦诸子散文言之有物，发言为真的直接承袭。也同时指出了后世为文者的弊端。 而王国维提出的“真”的涵义便有所扩大，既包含刘熙载反对的“以求当众人之意”的写作态度，又包括了作家于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景物和情感的真挚。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 从此可以看出王国维评词之优劣根据的基本原则就是作者是否写“真”。而“真”在王国维那里还有更高的一种层次。如：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然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尼采在《苏鲁支语录》中说：“凡一切已经写下的，我只爱其人用血写下的。用血书写的，然后你将体会到，血便是精义。”我们可以将尼采和王国维所说的“血”理解为作者的高层次“真”的表达。王国维举出的道君皇帝的例子则是真的体现，而李后主便是“真”的升华——“以血书者”。 第二，“隔”与“不隔”的高下。王国维的主张的“不隔”，是与他主张写词贵真的理论一脉相承的。王国维主张的“不隔”有两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作家在创作之时首先要抒发自己的真性情，不能矫揉造作，故作呻吟，此为“不隔”之首要；第二，作家还有善于表达出真性情，这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不赞颂、不讽刺、不投赠、，少隶事、少用典。 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 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不独作诗为然，填词家亦不可不知也。 同样刘熙载也提倡少用事，少用典。他在《艺概·词曲概》中说：“词中用事，贵无事障。晦也，肤也，多也，板也，此类皆障也”。“黄山谷词，用意至深，自非小才所能办。惟故以生字偶语，侮弄世俗，若为金、元曲家滥觞”。虽然刘熙载没有提出“隔”与“不隔”之说，但他们在少用事、少用典上的主张是一致的。 从批评的方法上看，二人都善用联想来评词。即从此词联想到意境或句义相似的它词。王国维虽然在评词的理论上接受了西方的影响，理论性、实践性更强，但他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词话的评词方法。 此可以看作王国维对传统词评学的继承。 二． 刘、王二人批评的不同点 第一，批评方法不同。刘熙载的《艺概》是秉承着传统的的评价标准。虽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但刘熙载在评价标准上并没有受到西方的影响，他只在原有的传统圈子里有些突破但没有打破中西方的界限与藩篱。这点反映在《艺概·词曲概》中的一个表现就是，刘喜用形象性的词语来评词，少理性。如： 稼轩词，龙腾虎掷，任古书中理语痩语，一经运用，便得风流。天姿是何敻异！ 姜白石词，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词家称白石曰白石老仙。或问：“毕竟与何仙相似？”曰：“藐姑冻雪，盖为近之。” 而王国维则被称为“把西方科学分析方法引进中国文艺批评的第一人。” 他的思想受到了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的极大影响，这就使得王国维在评词的过程中更具哲理，而少形象表述。其提出的“境界说”便脱离了传统词评的较虚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