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来华日本顾问 1898-1931.ppt

改变中国：来华日本顾问，1898—1931 目录 一、日本顾问来华原因 二、日本顾问来华动机 三、总结 一、来华原因 （1）中日师生关系的转变 1.初步阶段 鸦片战争前：“海外大小诸国,其仰慕我中华如在天上。” 国人普片沉醉在优越感之中。 鸦片战争前后,“西人所见,浅之乎视我中国也” 甲午前： 矢野仁一在《日支交涉史略》中指出:“中国之对日本,不仅没有亲善友好之感情可言,且其视日本,直比西洋诸国均要轻蔑不如。” 1882年,邓承修在奏折中写道:“与西洋诸国之交际,不妨虚与透迄,以示宽大，而际日之事,则必须全力以争,不可有纤毫之迁就。” 1905年5月17日,中国教育会议在上海举行,日本的哈拉达在大会上演讲道:照东亚时局而论,莫不知中日之权力地位有变更之象矣;自古以来直至去今20年之前,日人皆仰望中华,视为上国而奉为师承。“甲午中日之役,日本大获全胜,而远东大国之地位于以互易矣。” 这是日本人在国际会议上对两国强弱关系的定位。中日两国强弱关系的互易，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人今天应抛弃旧观念的束缚,向日本学习,将以往的师生关系掉转过来。 2.加强阶段（日俄战争后） 唐才常在1897年发表的《各国政教公理总论》一文中,将日本与西方强国并列,认为:“日本维新以来,会党林立,而国日强。其迟之又久,始设立国会,尤得西法之精。” 严复在《日本宪法义解》序中指出:“日本之立宪也,伊藤氏之曹,实杂采欧洲诸国所已行者就之,间亦度其国势民情所能行者以为损益。” 承认日本变法是成功的,更承认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方法是对的。 康有为认为日本为中国提供了样板,他指出“近我有日本为乡导之率、为测水之竿、为探险之队、为尝药之神农、为识途之老马,我尽受其利而去其害,何乐如之。” “借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欧文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 同时,康有为还对学习日本之光明前景进行了描绘:“大抵欧、美以三百年而造成治体,日本效欧、美以三十年而摹成治体。若以中国之广民众,近采日本,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 （2）“中体西用”与“儒学复兴” “中体西用论”和日本的“儒学复兴”思想的文化趋同性,为大批日本顾问来华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 1.中体西用 睁眼看世界之第一人的林则徐,是中国最早主张向西方学习并身体力行的人。不久,魏源在总结鸦片战争的历史教训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革主张和“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外交策略。 冯桂芬认为中国在六个方面“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船坚炮利不如夷,有进无退不如夷。” 19世纪70至80年代,人们不断对如何学习西方提出看法,使“中体西用”论得到完善。陈炽认为:“泰西之所长者政,中国之所长者教,道与器别,体与用殊,互相观摩,互相补救”。 王韬主张:“器者取诸西国,道者备自当躬,盖万世不变者,孔子之道也。” 薛福成则提出了“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的观点。 冯桂芬虽认为必须向西人学习，但同时又认为封建制度是不能改变的,主张在维护传统文化统治地位的前提下学习西方。因此又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1898年,洋务大臣张之洞在《劝学篇》对“中体西用”论,进行全面、系统地论述。他指出:“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认为中学为旧学,西学为新学,新旧兼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 改革理念与日本明治维新中后期的“儒学复兴”有了结合点,这种结合点是中国聘用和日方应聘顾问的思想基础。 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政府大力提倡以西方近代文化观念和科学思想,涤除儒学对国民精神的禁锢。 1872年(明治七年),日本太政官为新学制发表”布告“,指责儒学误国误民,“虽动辄倡为国家,却不知立身之基,或趋词章记诵之末,陷于空谈虚理之途。其论虽似高尚,而鲜能行于身,施于事者”。倡导欧美思想文化,抨击儒学,动摇了传统儒学在日本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当日本国民对民主与自由的追求,超出了天皇政府的“维新”目标时,儒学又开始在日本重新复苏。 2.儒学复兴 1880年(明治12年),明治天皇重新颁布《教学大旨》,指出:“挽近专尚知识才艺，驰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甚众。然所以如是者,则维新之始,首破陋习,向世界寻知识以广卓见,虽一时取西洋之所长,徒以洋风是兢,恐于将来,终不知君臣父子之义,亦不可测,此非吾邦教学之本义。故自今之后,基于祖宗之训典,专以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以孔子为主,人人尚诚实之品行。然此,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益长进,道德才艺,本末具备。” 以儒学为本,以西学为末,与中国的“中道西器”论和“中学治身心,西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