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长之役与明中前期社会风气的崇俭黜奢课件.doc

糧長之役與明中前期社會風氣的崇儉黜奢 2014-11-25 16:05:53 《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 張和平 有明一代社會風氣，明中前期之儉樸與晚明之奢靡在中國歷史上都是相當典型的。明代社 會風氣前後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反差，這無疑是一個值得關註的問題。有關這一問題，以前 人們更多的是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這樣的認識理念對其進行反向思維：儉樸乃時代興 盛的標誌，奢靡乃時代衰亡的征候，故儉樸與奢靡無非就是時代興亡在社會風氣這個層面上 相應的表征，理當如此，並亦僅此而已。但這一看法顯然失之籠統，因為我們知道，一個時 代的社會風氣總是與該時代政治、經濟以及文化價值觀等方面的因素存在著多角度的內在聯 系，這一點，明代也概莫能外。而通過觀察，我們發現，與明代社會風氣轉變相伴而行的還 有明代役法的演變，而且這兩種變化之間不是時間上的偶然巧合，而是有其內在的必然的聯 系 ，具體地說，是後者帶動並影響了前者。下面，本文擬就明代役法中最受人關註的糧長制度 對明中前期社會風氣的影響作些展開討論。 一、從朱元璋富民政策看明初役法精神 明初的徭役制度是由以朱元璋為首的明初統治者共同制定的，但毫無疑問的是，朱元璋本 人 在這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則顯得尤為關鍵。因為我們註意到，明初徭役制度所體現出來的基 本精神與朱元璋一貫追求的政治理想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 朱元璋自小生活於民間，早年過的是缺衣少食的窮苦日子，備嘗生活艱辛；加之元政不綱 ，社會混亂，社會上充斥著以強淩弱、以富壓貧等不平之事，目睹並親身經歷了這些社會事 象的朱元璋對此感觸是很深的，而且他也由此形成了一些樸素的政治抱負以及對社會勢態的 基本看法，這一點我們從他日後的多次言談中可見一斑。如他曾經對中書省臣說：“天下一 家，民猶一體，有不得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 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 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己十余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誌，於代天之工， 亦不能盡。其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依者，給以屋舍。”（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三。）又對戶部 臣說：“近世教化不行，風俗頹敝，鄉鄰親戚，不相周釁。甚者強淩弱，眾暴寡，富吞貧， 大失忠厚之道。”（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五。）因而在朱元璋的心目中，富民豪強往往都是一些破壞社會公道的罪魁禍 首，對此輩必須嚴加提防：“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淩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 （註：《明太祖實錄》卷四九。）除了破壞社會公道之外，富民積久形成的驕奢淫佚的生活方式也使朱元璋警覺有加，因為 這種生活方式必將變亂世道人心，影響整個社會風氣，成為王朝走向頹敗的根源，故曰：“ 喪亂之源，由於驕逸。”（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二。）而且依照朱元璋對人性的理解，富貴與驕奢之間往往只有一步遙 ：“人情，貴則必驕”（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富貴易驕”（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二。）。由此可見，朱元璋對富民的基本態度不僅涵蓋 了 他早年由其親身經歷所形成的感性印象，而且也體現出了他力求使國家長治久安的理性思 考。這些都清楚不過地表明了，在朱元璋統治方針影響下的明初社會，富民階層將要面對的 基本的政治環境。 舊史謂朱元璋“右貧抑富”，也有的說他“鋤強扶弱”，實際上，早在朱元璋為吳王時， 他就已經擺開了與所謂“奸頑豪富之家”、“豪猾”之民以及元末以來形成的“豪奢”之風 作長期鬥爭的架勢。比如吳元年，朱元璋曾一次除授了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行前，他告誡 百官說：“君長”及“百官有司”的職責在於“鋤強扶弱，獎善去奸，使民得遂其所安。” （註：《明太祖實錄》卷一九。）同年，朱元璋特地召見來自富遮地區浙西的降官降將，要求他們務必革除前元舊習，做到 富而知儉、貴而不驕：“吾所用諸將，多豪、泗、汝、穎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 非 比浙江富遮，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足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縱橫， 今當革去舊習，如吾豪、泗諸將，庶可常保爵位。若肆誌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 旋復喪敗，何足為真富貴乎？”（註：余繼登《典故紀聞》卷一。）朱元璋對浙西降官降將的告誡實際上是通過他們向整個江 浙地區的富民傳遞了一個重要的信息：新政權不可能聽任豪強富民繼續為非作歹，也不能保 證他們繼續過昔日那種驕奢淫佚的生活。因為自宋元以來，富庶的江浙地區不僅富民眾多， 而且奢靡之風也以此地為甚，因此解決了江浙地區的問題，天下的問題便迎刃而解了。 明朝建國之後，朱元璋便大刀闊斧地實施他的“抑富”、“鋤強”政策，其中，最為世人 熟知的辦法有兩條：一條是效法漢高祖的“遷豪”政策，將蘇、松、杭、嘉、湖一帶的富民 徒實中都（鳳陽）或南京，使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