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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理论类图书出版若干思索选题策划——图书成败的关键 “通过演奏音乐，究竟想要传达什么信息比(传达)技巧的好坏更重要。”当代日本最受人瞩目的作曲家久石让的这句话虽说是针对艺术创作行为有感而发的，但若拿来描述编辑的选题策划似乎同样贴切。如果说书稿的加工制作过程解决的是技术层面“怎样出书”的问题，那么，选题策划过程就是对“出什么书”的追问和思考。 2005年笔者通过对当时国内园林历史理论著作，尤其是学术专著出版状况的调研发现：虽然中国园林一直享有世界园林之母的盛誉，被学界公认为风景式园林的渊源，不仅对东方产生过强烈影响，在西方也引起极大关注，但是对中国园林的历史理论作系统研究和介绍的书籍却远远谈不上丰富。已出版的经典理论著作仅有：计成著、陈植注释的《园冶注释》，刘敦桢的《苏州古典园林》，童寓的《江南园林志》和周维权的《中国古典园林史》。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我国改革开放几十年来，虽然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都有了长足进步，但对传统文化从学术的高度和理论剖析的深度所作的研究，则无论从质还是量的角度衡量都是远远不够的。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园林都缺乏认识的深度，就更别提向世界其他国家介绍和传播我们的园林文化了。 为了在当今经济发展带动园林设计实践蓬勃开展的时代背景下，推动我国园林界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笔者和同事们共同策划了园林史系列图书——《中国古代园林史》《中国近代园林史》和《中国当代园林史》。 如果说中国古典园林文化足够历史悠久、辉煌灿烂，那么近代园林在承上启下的短短一百余年中却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剧变而萌发异彩。这段历史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所忽视，即便是在园林专业领域内，也仅能在少量的学术论文中看到不甚全面和深入的阐述。从来没有人研究过这个课题，以至于当我们第一次以“中国近代园林史”为课题去做调查研究时，恍然发现很多近代园林遗迹早已在战争的硝烟和当代城市化建设热潮中悄然消逝了。受邀作为顾问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表达了他对当前建设性破坏行为的深深忧虑，以及对本书能及时策划出版的由衷赞许。他也认为中国近代园林史的首次深入研究是一件十分迫切且艰难的工作。但是，历史遗迹的保护一定是建立在对其系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我们希冀这一次的立项研究能够为后续研究及近代园林的历史保护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编辑加工——图书品质提升的保证 对历史理论类图书的加工需要编辑具有坚实的学科知识背景和丰富的书稿加工经验。由于这类图书通常会涉及和引用大量历史文献，对史实、历史年代及文献引文等内容做仔细校核就显得格外重要。现在图书的出版周期变得越来越短，出书的数量又逐年增加，于是有的编辑渐渐形成了只对书稿做表面化处理的工作方式——仅对书稿的标题层次、文字、标点、注释及参考书目的著录格式进行修改。其结果是在加工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编辑始终不曾完整阅读书稿内容，对稿件中的技术内容提不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有的编辑可能会用“文责自负”来为自己的行为做挡箭牌。其实需要作者全权负责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术观点，作者的主要观点是书稿的核心内容，编辑不能擅自修改，但在不颠覆作者学术观点的前提下，编辑应该在提升稿件品质方面积极思考、有所作为，绝不应仅仅限于做规范化和表面化的纠错处理。 从这些年对多部历史理论著作的编辑经历中，笔者逐渐认识到责任编辑之于图书所发挥的作用类似导演之于影片。首先，责任编辑应该是书稿的第一读者。只有对书做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多遍加工，才能为作者提出建设性的修改意见，以帮助作者对书稿做出全面的完善。其次，责任编辑要对图书的内容和装帧形式做出整体定位。不通读全稿，就无法准确地向封面、装帧设计和印制人员描述自己希望得到的效果和感觉，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很难配合得天衣无缝。 整体设计——把阅读的享受带给读者 内容是一本书的灵魂，内容的好坏决定其成败。整体设计是对内容的视觉表达。好的设计虽然不能使一本内容平庸的书变成经典，但却能够在销售过程中成功地吸引读者的注意，令阅读过程变成一种享受，更可以传达出编辑和作者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这恐怕也是打动读者，使其产生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吧。 图书的设计看似都是一些无关全局的小问题，但这些细节又是不容忽视的。版面构图的细心推敲、图片的精心修饰、纸张与印刷工艺的选择，甚至字体字号的确定以及不同字体间的协调搭配都能于不经意间牢牢抓住读者的心。 书籍的装帧设计是为内容锦上添花的事，但这“花”却要“添”得恰如其分。与普通图书相比，历史理论类图书具有严谨、厚重、沉稳的气质，因此在封面的用色和设计风格上要能体现这种气质特征。考虑到历史理论类图书通常篇幅较大、文字较多，有的书插图也非常丰富，版式设计时需要综合各种因素。版心尺寸的设定和文字的分栏设置既要考虑到人对阅读舒适性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