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军事变革.docVIP

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军事变革提 要：罗马帝国经历了公元3世纪危机的打击，被动地进行了一系列变革，其中包括军事变革。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重点解决了近卫军问题、蛮族雇佣军问题、军队重组问题和军事战略调整问题。帝国行政改革中的军民分治政策对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一系列变革，东罗马帝国军队完成了从古典时代以重装步兵为核心的体制向中古时以骑兵为核心的体制的演变。这种新式军事体制为拜占庭帝国长达千年的统治提供了军事体制基础。 关键词：戴克里先;君士坦丁大帝;查士丁尼;军事变革 公元3世纪的危机开启了罗马帝国的大变革时代。这一时期，帝国停止了对外扩张，承受着汹涌不断的蛮族入侵压力。最终西罗马帝国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灭亡，而东罗马帝国则实施了一系列摆脱困境的变革，实现了从古典帝国向中古帝国的蜕变。3世纪罗马帝国的危机涉及多个方面。主要从军事角度来看，军队叛乱构成帝国内部最大的威胁。地方的军政合权制度导致地方政府权力过大，经常叛乱并威胁中央统治。与此种背景相关，中央近卫军就成了左右帝国政局的最重要势力。同时，由于军队的蛮族化，蛮族雇佣军也构成了对于帝国的威胁。在西罗马帝国被这些日益严重的问题击垮的时候，东罗马帝国经过戴克里先（Diocletian，284—305年在位）、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24—337年在位）和查士丁尼（Justinian the Great，527—565年在位）运作的军事变革，不仅逐步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实现了帝国军队从以重装步兵为核心的罗马军团体制向以骑兵为核心的军队体制的转变。这种特色鲜明的军事制度，使拜占庭帝国长期保持了军事强国的地位。 学界有关3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变革问题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领域。1国外研究罗马—拜占庭军事问题的成果很多，但主要侧重于对罗马帝国军事制度的探讨，2以及对拜占庭帝国军事制度的研究，3较少探讨3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军事变革的问题。国内研究罗马—拜占庭军事问题的成果，仅限于考察罗马帝国早期和中期的军事问题，4以及拜占庭中后期的军区制问题，1专门研究3至6世纪罗马—拜占庭帝国军事问题的专著尚未问世。本文借鉴国外军事史家、战略学家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的军事变革进行探讨，希望能为拜占庭帝国军事体制与战略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地方军政分权改革消除了军队叛乱的基础 罗马帝国依靠军事征服不断扩大，但是军队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凸显。马略（Marius）军事改革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职业军队的出现，而职业军队更容易成为将领私人的部队。驻扎在边远行省的军队容易形成对自己将领的忠诚，而忽视对国家的忠诚。2军队与将领构成利益共同体，军团士兵支持自己的指挥官争夺帝位，以此来获得高额回报。马略军事改革留下了将领叛乱的隐忧，而帝国军政合权制度也为地方军队的叛乱提供了聚合财力的条件。军队将领利用手中掌握的军事、经济和政治资源，经常发动叛乱。从奥古斯都（Augustus，前31—公元14年在位）到君士坦丁短短364年帝国历史上，先后有59人通过各种手段、方式获得了皇帝的称号，平均每6年多一点儿发生一次帝位更替。3帝位的更替脱离了国家的控制，受制于军队的选择。尤其是3世纪危机期间，军队干预帝位嬗递更加肆无忌惮。兵变频繁的3世纪中后期被称为“军营皇帝时代”。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戴克里先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致力于消除军队的威胁。他把军事指挥权与行政管理权分开，使军队失去地方行政机构的支持，从而依赖于中央。戴克里先规定，行省总督由文官担任，军事指挥官（Dux）统帅几个行省的军队。这种军政分离的过程到君士坦丁大帝时期得以完成。君士坦丁一方面将戴克里先时代的12个大区和100多个行省组合成4个大辖区，以便于中央加强对地方事务的控制，另一方面，进一步推行了军政分离政策。首先是完成大辖区层面的军政分权改革。原来的近卫军长官（Praefectus Praetorio）此时变为只是东方、伊利里亚、意大利和高卢4大辖区的最高行政长官。而每个大辖区都有两名主将来分享最高统帅权，分别是骑兵长官（Magister Equitum）和步兵长官（Magister Peditum）。这两位将领的职责不是按照地域而是按照骑兵和步兵划分。后来，君士坦丁又在莱茵河、上多瑙河、下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4个边区各设置一名骑兵长官和步兵长官。这样，帝国的军队就由8位步兵长官和8位骑兵长官来统领。在他们下面又设立35位军事指挥官。4其次，君士坦丁把军政分权改革推行到行省层面。以前的行省长官代执政官（Proconsul）、代大法官（Propraetor）、指挥官（Rector）等在其统治区域内握有军事指挥权，常常成为动乱的主体。这项措施的实施使行省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