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琐事》.docVIP

后现代女性主义视角下《琐事》关键词：象征秩序；“异化”；颠覆 摘要：在拉康的象征秩序中，男性是超验的能指，女性扮演的角色是男性主体的“他者”、客体，是从属于男性主体的边缘人物，而边缘的内涵就是被统治、被压抑和被排斥。在《琐事》中，格拉斯贝尔却解构了这种格局，她将女性从男性主体中剥离重建，从被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异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让女性从一个被动客体转变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从而颠覆了女性的绝对服从地位，也颠覆了男性的权威。本文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琐事》中的两性关系和同性关系，揭示格拉斯贝尔对男性神话的消解。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4-2563(2007)05-0056-06 美国女剧作家苏珊(susan Gla―spell)1915年与奥尼尔、库克(cook)共同创建了普林温斯顿剧团(Proviflcetown Players)，继1916年她的独幕剧《琐事》问世以后，又相继完成了《伯妮斯》(Bernice，1920)、《继承人》(The Inheritors，1921)、《边界》(The Verge，1921)、《喜剧演员》(The comicArtist，1928)、《爱丽森的房屋》(Alisons House，1930)等剧作，为本土戏剧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她却被很多人所忽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一些戏剧评论家和历史学家如马西亚(MarciaNoe)、吉哈得(Gerhard Bach)和林达(Linda Ben-zvi)等重新审视她的剧作，评价其艺术成就，认为她的作品是美国文学史上女性主义戏剧的经典……值得进一步探讨。” 《琐事》被认为是格拉斯贝尔最好的一部作品。作品描写的是发生在迪金森县的一起凶杀案，约翰另一层面上引发了对女性在男权统治中的社会地位、对律法的不同认知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一些评论家认为格拉斯贝尔在《琐事》中表现了不同性别对律法和公正认知上的区别，比如菲利斯(Phyllis Mael)就认为彼得斯夫人和黑尔夫人的“道义两难境地(moral dilemma)”反映出“男性坚持的是道德的理论原则(theoretical principles ofmorality)，而女性则倾向于感同身受的伦理观(em―pathic ethical sense)。”凯琳卡蕾(Karen Alaklay-Gut)也指出一步步被发现的线索突显了女性对公正的定义，“它不仅受到社会和个体的影响，还包括特定行为发生时的细节，因而通用的法律大概括，不适用于特定的个案。”而琳达(Linda Ben-Zvi)则认为《琐事》是对规定性别角色的评价，她指出在剧本中，罪恶与清白并不是真正的主题，“接受审判的应该是女性被剥夺的权利(disen，franchisement)”。玛莎”将注意力引入对女性和女性被边缘化的问题上来”，这个缺席的女人“嘲弄了男性的权威，她不仅躲避了男性的凝视，相应地还有他们的控制，同时还引发了对男权司法制度的置疑。”韦若妮卡(Veronica Makowsky)利用对剧本的研究转向了对作者格拉斯贝尔的研究，她认为，《琐事》中反映出的法律和公正的冲突折射了格拉斯贝尔内心的不安。格拉斯贝尔通过人物角色的反叛释放了她对丈夫的爱和对他不忠的恨，而她作品中角色的行为也正是“要求父权社会对她们的感受和处境不再只认为是家庭琐事”。评论家们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格拉斯贝尔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内涵，同时也说明格拉斯贝尔作品的思想内涵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拟从后现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视角出发，尝试分析《琐事》中的两性关系和同性关系，揭示格拉斯贝尔消解男性神话的策略。 一、“局外人”到“局内人”的转变 “据拉康的说法，符号界也就是具有无意识结构的语言，人因为进入符号界而成为主体；确切地说，人因为是说话者而成为主体。不过，符号界实际上是一个以阳具(符号化的阳具)为中心的男性世界，进入符号界就意味着认同于父亲的法则或父权制。进而言之，只有男人才能进入符号界，才能成为主体，而女人的选择――在正常情况下――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男人的统治。也就是说，女人远未像男人那样成为(说话的)主体，女人是语言领域中的沉默者。”简单来讲，拉康的涵义可以理解为符号界=阳具中心主义，无意识结构的语言由男性决定；话语权=主体，拥有话语权的便是主体。既然符号界是阳具中心的男性世界，那么语言由男性决定，话语权的掌控也在男性，于是便得出阳具中心主义=主体，男性即是主体。在男性中心的语言／象征秩序中，女性扮演的角色是男性主体的“他者”、客体，是从属于男性主体的边缘人物，而边缘的内涵就是被统治，被压抑和被排斥。男性是“超验”(transcendence)的能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