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docVIP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述要 郭小林 中国古代音乐文献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自始至终受到两个决定性因素的制约、影响和促进。一个是文献的内容反映着音乐艺术的发展水平，另一个是文献形制、类型与整个文献生产方式的演变。所以，在与中国音乐史和中国书史阶段划分大致吻合的前提下，可以把中国古代音乐文献的历史分成萌芽、产生、发展和鼎盛四个时期。 一、萌芽时期 音乐是人类最早创造的艺术形式之一。考古发掘出土的公元前数千年的骨笛、陶埙、土鼓、石磐等等，说明我国距今8000年左右的原始社会，其音乐活动已达到一定的程度。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尚不具备文献产生的条件，使今人只能根据出土的文物和后世文献中的记载和传说推测当时音乐形态的大概。 从夏代到春秋的约1700年间，中国奴隶社会经历了由产生、发展、兴盛到衰亡的过程。这个时期的原始音乐继续向前发展:不仅有了专门从事音乐活动的乐工，而且还创作并演出了《大夏》、《大涝》、《大武》、《三象》和《文王》等大型乐舞，歌曲内容丰富且富于曲式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乐律学的成果促进了乐器的发展，形制的变化和性能的提高，尤其是金属乐器的产生，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音乐活动成为当时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文字的成熟和天然载体材料的运用，为记录音乐知识提供了可能，于是出现了中国四川图书馆学报古代音乐文献的最初萌芽。 萌芽时期的音乐文献，在内容上还缺乏系统的整理，有不少属于零星的记载，而且分散在甲骨文、金文和其它史籍之中。 迄今为止发明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近年考古发掘表明，除了人们已知的殷墟甲骨文外，在比商代还早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甲骨上就已显示出契刻符号(河南舞阳贾湖出土)。而发现于陕西岐山周原的周朝甲骨中，有字甲骨就有90多片，计580多字。只是从探索音乐文献的起源看，仍以殷墟甲骨文最有研究价值，因为在这些甲骨文的研究中已发现其不乏关于音乐内容的记述。如有部分乐器的“鼓”、“禽”、“酱”、“和”、“言”、“竿”的单字，以及“其置新竿，险告于祖乙”和“乙亥卜，……大乙濩，亡尤”的完整卜辞等，都是研究早期乐器种类、形制和礼乐制度的重要史料。 甲骨文之后出现的是金文。金文是商代后期开始产生的，铭铸于青铜器皿上的文字。由于青铜器在当时是极受珍视的“重器”.故王公权贵们凡遇重要文件或需永志纪念的事件，便造一器，或赞以事，或记以文。《墨子·鲁问》载:“镂之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置后世子孙。”所以金文亦是考证先秦历史的重要文献。 青铜器皿种类很多，研究音乐则以铭字钟、钵为要。自1928年出土“馬（三个馬——注）氏编钟”、“馬（三个馬——注）羌编钟”之后，又陆续出土了“商周双音钟”、“齐侯钟”、“宗周钟”、“越王残钟”……等等，这些钟皆铭有数字至百余字不等。但最重要的发现，却是“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其铭文长达2800多字，堪称金文中的“宏篇巨性”。铭文标明了当时曾国及楚、齐、晋、周、申等国各种律名、阶名、变化音名及它们之间的对应关系，加上敲击编钟的实际音响效果，为了解当时乐律体系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原始材料。如果从纯音乐文献学研究的角度看，同一律名、阶名及变化音名不同名称以文字的形式集中记录于一个载体之上，当被视为现代“音乐名词术语对照”之类工具书的雏形。故，曾侯乙编钟的出土，不仅是音乐考古学上的盛事，而且还是音乐文献学上的重大发现。 另外，先秦时，“礼”与“乐，并重，诗、舞与乐混生，加上统治阶级赋予音乐的祭祀、教化和娱乐功能，使音乐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以，有关音乐活动的史料便能见诸众多的其它资料文献如《诗经》、《论语》等等以及雕塑、绘画作品之中。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古文字和文献中有关音乐内容的零散记载(甚至时人的口头传说)，尽管多属“只言片语”且语焉不详，但都为音乐文献的正式产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素材准备。而那些以音乐为主要记述内容的钟、搏铭文，甲骨卜辞，则是音乐文献的萌芽。至于这个时期之所以没有全面系统的音乐论述，文献载体的材料和记录手段的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产生时期 从战国至秦王朝，是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激烈变革时期。随着奴隶制的衰亡和封建制的确立，旧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了。这期间，雅乐沦丧，俗乐兴起，“学在官府”的旧秩序开始被打破，音乐教育走向民间，出现了众多的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政治倾向的学派，他们对音乐的起源和社会功能等基本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为了传播自己的学术观点，于是兴办私学、著书立说成为时尚。而此时，来源广泛，加工容易的竹木简策和轻便耐用、易于舒卷的缣帛已较普遍地用作载体材料，以笔墨书的记录方法也克服了契刻铭铸的艰难，开始进入中国书史上的“竹帛并行”时期。与竹帛并行时期相适应的书籍制度是“简策制度”。现代出土的大批战国—两汉的竹木简策中，有的就还完好地保持着“编简成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