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 “厌讼”幻象之下的“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pdfVIP

“厌讼”幻象之下的 “健讼”实相？ 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 — 尤陈俊* 摘 要：利用多种类型的不同史料所作的综合分析显示，明清以来的很多区域均不同程 度地呈现出词讼数量激增而非民众普遍“厌讼”的社会景象。而在诸种史料之中，那些关于地 方衙门所收词状数量的记载，既对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的诉讼实况有所帮助，也容易产生一些误 导性的影响。其关键在于，衙门所收词状的总数，并不能被直接等同于讼案的实数，因为这些 词状之中，有大量是属于针对某一相同案件的催呈或投词。重思明清时期的诉讼文化，不仅需 要对明清衙门所实际面临的词讼压力谨慎估量，还应该对明清官方所常用的“细故”、“鼠雀细 事”等称谓的微妙意涵，以及健讼之风的区域性差异加以关注。片面坚持“厌讼”旧论固然会 使我们错失对问题的全面认识，但如果对一些相关史料不加仔细辨析便转而径自强调“健讼” 新说，也容易堕入矫枉过正的陷阱。 关键词：厌讼；健讼；词状；积案；诉讼社会 一、引 言 在其于日本法哲学会1985年度年会所做的学术演讲伊始，滋贺秀三首先便道明了他缘何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师 本研究系笔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明‘清健讼社会的法文化研究” 批（号：11CFX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感谢夫马进教授、熊远报教授、张群博士、王志强教授、王沛副教授的资 料帮助和黄宗智教授、邱澎生副研究员、阿风研究员、侯猛副教授、陈柏峰副教授的修改建议 当然，一如既 往，文责自负 极为注重以诉讼的形态作为理解中国法文化的切入点：“某种事实以及支持着该事实的思维 架构是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社会所特有的，或者说即使不完全是特有的但却特别显著地表现 出来的话，就可以说这种东西不是自然本身而正是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所谓法来说具有 核心般意味的社会事实就是诉讼的形态……”[1]就明清中国法律史研究而言，对当时社会的 诉讼形态以及支持该事实的思维架构的探讨，俨然已经构成了晚近以来此一领域当中最为引 人注目的学术主线之一。与此紧密相关，明清中国的诉讼形态之下芸芸众生的诉讼观念和诉 讼行为，正在日益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律史研究者的学术兴趣。 值得注意的是，从这一具体论域的学术新进展来看，可以发现，质疑民众普遍 “厌讼”的看 法已然不再新鲜，而声称当时社会 “健讼”的论调同样亦非罕见。为数不少的研究成果业已指 出，大致从宋代以降，民间好讼之风不同程度地渐次弥散于全国各地，以至于很多地方的百姓 据称鼠牙雀角动辄成讼，明清时期更是如此，其中尤以江南地区为甚。[2]不过，倘若对晚近以 来的相关研究细加审视，则将可以发现，很多文献由于缺乏不同性质的经验证据 尤（其是量化 证据）的相互印证和综合支撑，使其那些针对“厌讼”而发的质疑之声实则并不强而有力，而不 少意在凸显“健讼”的论述，则由于对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据缺乏警醒，以至于坠入过犹不及的 陷阱，甚至变成在破除旧的幻象之后又构建出另一个新的幻象。 本文的 “重思”旨在追求彼此紧密关联的双层意涵：既注重以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经验证 据，来检讨先前那种借助法律文化或法律传统之宽泛名义而刻画的“厌讼”印象，又注意去反 思，晚近一些或多或少地转而突出明清社会之 “健讼”的论调当中，所同样可能存在的某些宽 疏之失乃至片面之误。易言之，它追求以一种精细论述的方式，来平稳推进对 “明清中国的诉 讼文化”这一宏大论题的深人讨论。此外还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为了保证论述的集中和深度， 本文仅在此一宏大主题之下选取一点详加论述，亦即其行文重心在于讨论明清中国诉讼日繁 这一事实，而暂未探讨造成这种社会现象的各种深层原因。 二、宗族族谱与文人日记中的纠纷记载 一些遗存至今的宗族族谱与文人日记之中的相关记载，以一种细部的方式展示了诉讼经 历对明清民众 日常生活的日益渗入。 明代休宁县茗洲村吴氏族谱 《茗洲吴氏家记》之卷十《社会记》，[3]以年表的形式，记录了 自明英宗正统二年 1（447）至万历十二年 1（584）这138年间当地吴氏家族所发生的各种大事， [1] （日）滋贺秀三：“中国法文化的考察— 以诉讼的形态为素材”，载 （日）滋贺秀三等著、王亚新等 编：《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